一所大学的气象和精神，是其间无数学人悉心育人潜心向学的体现，是一代代师生薪火相传的执着相守，学风相继，文脉绵延。中国海洋大学已经走过了96年的光辉历程。96载悠悠岁月，一代代海洋人谱写了树人立新谋海济国的华彩乐章，护佑着大学之道持续不辍。
在中国海洋大学遗传学学科的发展史上，一代接一代学人，他们从徒弟变成了师父，一步一个脚印，师带徒、传帮带，用心传承，用情浇筑，使学科薪火相传。方宗熙（中）和学生在一起
方宗熙，我国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种学的奠基人。方先生教书育人，著述等身，先后撰写出版了《生物学引论》《普通遗传学》《达尔文主义》《生命的进化》《拉马克学说》《细胞遗传学》《进化论》等著作，此外还撰写了《古猿怎样变成人》《生命发展的辩证法》等科普读物；方先生心系海洋，热心公益，为中国海洋学会、中国遗传学会等学术团体发起筹建人之一，为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包振民谈恩师方宗熙包振民（右一）和学生在一起
包振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贝类学会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
我回忆起在先生身边的一些往事，心中总不免涌起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年春天，我申请来到方先生的海洋生物遗传学教研室做毕业论文设计，之所以选择方先生的实验室做毕业论文，一是因为在遗传学课上聆听了方先生的授课，二是读了方先生编著的《细胞遗传学》，这使我对方先生的学识充满敬仰，并对遗传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遗传学研究——海带配子体发育条件的研究，由方先生的助手欧毓麟老师指导。
记得一天中午大家都去吃午饭了，我因实验尚未结束还没有离开，出差归来的方先生来到了实验室，他看了看我，问道：“怎么还不吃饭，在做什么呀？”我告诉方先生在做的实验，“那我看看。”方先生走过来，用显微镜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并告诉我如何区分海带雌配子体和雄配子体，如何观察配子体的发育情况。
当听到我在用2-4D处理海带配子体以促进其生长发育的实验时，方先生又问：“你知道还有哪些生化试剂可以有相似的效果吗？”当时除了2-4D，我只知道赤霉素似乎有相同的作用。方先生笑了笑，认真地说：“做学术研究，要广泛地查阅资料，看看国内外其他人都在这个方向上已开展了哪些工作。不仅在海藻上做了哪些，还要查在其他植物上做了哪些，甚至在动物上是否有类似的研究。比较实验方法和结果后得出结论，看看有没有可质疑的地方，再对照自己的研究，确定研究目标和改进的地方。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吸收他人的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也避免重复，科学研究只有第一，可没有第二啊。”
能得到方先生的亲自指点，我非常激动和兴奋，心想以后一定要到方先生的实验室做海洋生物遗传学研究。多年以后，我慢慢领悟到，方先生的话是对我进行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道德的启蒙。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到其他实验室做了一年多。由于心底对遗传研究的强烈愿望，我又回到了方先生的教研室——海洋生物遗传研究室。当时刚刚从“文革”十年浩劫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家意气风发、精神饱满，充满了迎接科学春天的激情。
那时，方先生年已七旬，不仅担任着山东海洋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侨联委员等，并在多个学术团体担当领导职务，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常常见他风尘仆仆的身影。那时出差基本上是乘坐火车，对一个年已七旬的老人来说，已是超负荷运转，但方先生总是精神抖擞，回校后不是忙着布置科研，就是指导研究生和年青教师的学习和教研。
为了开阔我们的眼界，快速提升年轻人的学术水平，他利用各种机会推荐大家到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单位和高校进修学习，或请专家来校讲课。方先生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常常组织教研室老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讲评，记得每次最后，方先生都要亲自上讲台，给大家进行教学示范并对重要概念进行详尽解释。
记得年早春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到先生家帮他誊抄文稿。中午时，方先生说为了节省时间午饭简单一些，昨天剩的饺子我们一起热热吃。一面吃着饭，方先生一面和我谈起我的研究重点和成长方向。至今方先生那亲切的声音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们实验室不仅要做海带、紫菜的遗传育种，将来也要开展海洋动物的遗传育种研究，希望你多往海洋动物育种的方向努力，要瞄着国家和产业的发展需求开展工作。三十岁前，你把时间每三年分成一段，每段确定一个学习和工作的目标，努力去实现它，等你三十岁时就真正三十而立了。”先生还说要只争朝夕，当时他还有三本书的写作计划。
听了方先生的话我心潮起伏，先生已是著述等身、功成名就，竟还这么勤奋。后来才知道，病魔此时已开始侵入先生的身体，先生常常感到身体的疲惫和疼痛。但先生就是这样的生活简朴，勤奋努力，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甘为孺子牛就是方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年4月，先生病倒了。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惶恐，很久都不愿相信，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大家感觉很无助和无奈，一时手足无措。先医院，我们不知做些什么能为老师驱除病魔和减轻病痛，只能争着去病房为老师陪床，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病魔肆虐，先生的病痛越来越严重，他常常疼得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但仍强忍病痛，在我们面前尽可能不呻吟，以免令我们不安。陪床时，除了一些简单的协助，先生让我坐下休息不用总看着，说他自己可以看着吊瓶的进度。又叮嘱我下次来带本书，空闲时间可以看看书，不要浪费时间。
此时此刻，我被老师高尚的人品和对后辈的关爱之情所感动，同时也为自己不能给老师做些什么而深感不安和愧疚。先生离我们而去了，然而先生的人品、师德、学识和对科学执着的追求将永远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先生对我的教诲与关爱，深深地影响了我当时和以后的人生。惭愧的是我没能像方先生要求的那样三十而立，但欣慰的是，我按照方先生的指引从事了海洋动物的遗传育种研究，为海洋产业的发展贡献了微薄之力。
忆先生，泪盈眶。透过泪水，我仿佛又看到了方先生高大、伟岸的身影；又迎住了他那睿智、慈祥的目光；依稀再次听到了他的言简意赅、使人奋进的话语。谆谆教诲、切切关爱，一幕幕地重现眼前……往事悠悠，感激不尽，思念无限，难以尽说。
胡晓丽谈包振民老师胡晓丽（右一）和学生在一起
胡晓丽，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贝类遗传学与育种研究，运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等技术手段，揭示贝类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和调控机理，发掘性状关键基因和调控元件，研发贝类育种技术，培育优质高产扇贝良种。
二十年前我在包老师实验室开始了五年的研究生学习，研究方向是扇贝抗逆的分子机制解析。当时海洋生物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刚刚兴起不久，许多技术手段我们都要从头学。第一步实验我就遇到了困难——不能提取到扇贝组织的高质量RNA。
时间一长我就很担心和沮丧，但只要我们在认真做实验，包老师从来不为长期没有进展批评我们，而是经常找我们讨论实验细节，提醒说：“做实验的时候对每个步骤都要仔细琢磨其中的原理，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不能老在一两个方法上重复，要多查阅文献，同时对比几种方法看看，这样节约时间。”他还激励我们说：“越是前期的实验越要做扎实，要大胆尝试和改进，不要想着这是屡战屡败，要看成是屡败屡战，这是好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最终建立了贝类高质量RNA的提取方法，为后续的基因表达和功能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也增强了我完成学位论文以及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克服困难的信心。
虽然水产领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起步晚，但包老师一直要求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