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曾何几时，我认为父亲的一生是失败的，也暗暗发誓不像父亲那样老实本分，吃尽苦头，我要改写他命运的延续部分。然而，年过四十后，我觉得自己的这种念头是幼稚可笑的。其实，每一位父亲，都是成功的，甚至“父亲”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一种成功，一种高尚。以老实本分勤恳的姿态站在人生的舞台上，是付出极大勇气、极大牺牲的选择。正因为这种姿态，父亲的一生，虽不够惊人，却很够感人。
父亲自小，就面临生存和尊严的选择。他生于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六月，其时抗战爆发，四处征兵。祖父刘藤溪是个书呆子，当时在湖南杨家滩镇念高中，政府抽丁入伍，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祖父被抽中。曾祖父刘稷臣富有田产，据说有二千四百余亩，因此能以谷子为补偿，请人代替从军。谁料此人乃老油子，谷子捞到手，复又从军队逃反，数次反复，致当局大怒，一定要祖父本人从军。
祖父逃兵役于娄底农庄，藏匿于一木楼中，夏日炎炎，卫生状况堪忧，竟得痢疾而亡。其时，父亲尚不满百日。
祖父死，祖母王氏，抚养姑妈与父亲。每月于曾祖母处领钱粮，曾祖母常常以烟杆敲打桌面，训斥祖母：“似你母子三人如此度日，用度无尽，岂不吃穷？”祖母实节俭，受此无理呵斥，唯有垂泪。父亲尝忆：每次领完钱粮回家，祖母则于灯下独泣，一宿不尽。
祖母曾占一卦，卦云：三十三岁要小心，琉璃瓦上晒胡椒，十粒胡椒九粒飘。
果然，民国三十八年，湖南解放前夕，祖母病。某晚，祖母执父亲之手，痛泣：“吾儿年幼，母今日死，奈何奈何。”翌日晨，祖母死，寿三十三。父亲不过12岁。
值此家中巨变，国家大变，父亲却未成人，无任何谋生既能，又遭时人白眼，其生存之艰，可想而知。
其时，父亲尝欲投老佣人家，其子乃民兵，斥曰：此等子弟，岂可宿我家。父愤愤而去，如断梗飘蓬，无处可依，步行四百里至长沙，为人佣工推车。常至一常德人饭店用餐，老板极其友好，待父亲尤为和气，父亲不解。某日餐后，老板说：伢子（湖南人呼男孩），且留，有话跟你说。父亲留，老板两口子则托出底细：家中唯有一女，欲招上门郎，你乃孤儿，正合我意，可好？父亲当时警醒，说：我乃湘乡稷臣公子孙，岂能卖姓氏换口饭吃，不行。
这恐怕是父亲第一次面临生存与尊严的选择，他选择了后者。
后来姑妈长大，工作，嫁人，姑父为区武装部长，得其力，父亲生活稍为稳定，后为新华书店员工。然而，57年反右，姑父错划为右派，连累父亲，于是下放乡里为农。父亲与生产队干部不合，出走，辗转永州粤北，开山修水库，朝夕飘零，命如草芥。在道县，逢大乱，杀人盈野，血流潇水。当时有家乡籍民兵队长，在道县参与大乱，某日，此队长手执步枪，见我父，以手招之，父亲战战兢兢硬着头皮与其应答，半响下来，居然无事。生存之艰险，可见一斑。
父亲在永州认识我母亲，于是成家返乡，家中徒有四壁而已。母亲怀我，思肉，而家中无肉，父亲乃坐班车至县城，当时姑父虽为右派，但未失工作籍，在县肉食水产品公司任供应股长，以一猪蹄和猪肉若干与我父，父亲高高兴兴，至汽车站，谁知坐票已售罄，父亲恳请买站票。汽车站站长也为父亲求情，农民兄弟不容易，家里妻子怀孕，要补充营养，请开一面，给个站票。当时的工人阶级不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先锋队（当然，不代表大多数工人），司机以冷酷的原则来压制活生生的人性，他搬来一张椅子，坐在停车坪，很威风地叫嚷：老子今天坚持原则，坚决不卖站票，奈何我吗？父亲后来口述此时，可想见当时城里人对乡下人之歧视。而父亲就是在这样明目张胆的歧视当中，说：司机同志，我不为难你，我行路。于是，穿好草鞋，提着猪蹄猪肉，步行五十多华里返乡，至家，已是明月在空，母亲关切地问：没什么事吧？父亲说：没事，走了一段路而已。母亲笑了，说：那你给我将一段故事，“金锁记”，好不好？父亲于是坐下来，一面燎猪蹄，一面讲故事。
我想，那晚的月光下，赶路的父亲一定很自豪，因为他坚持了尊严，坚持了农民的尊严。
曾祖父在民国时积下偌大家业，然而，逢时代之变，至孙辈却人丁不旺，父亲并无亲兄弟，唯有一姐，本来单薄脆弱，却总有一些掌握大权的不厚道人物，以父亲出身问题，时不时出来刁难一下，偏偏我们当时的家庭是经不起刁难的。我两岁时，要建房。当时的生产队长，绰号新老虎，却不批地基，理由是要生产队全体社员同意。父亲于是挨家挨户去征求意见，乡亲们都很厚道，个个都签名答应。然而，到了新老虎处，却又变了主意，说社员们的签字算不得数，还要考虑。
一向不好斗的父亲愤怒了，他单刀直入新老虎家论理，抄起一条春凳，气势很足的问：社员们都签字了，你何以不答应。新老虎答：你阶级出身有问题，要考虑。父亲大声反驳：领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新老虎，你在民国时加入万寿山土匪组织，这个历史又如何算？新老虎无语。
后来幸亏姑父的好友，当时县人民法院汪院长下乡蹲点，家里建房的事情才得以解决。
年，我们全家回城。母亲安排在五金交电公司当售货员，父亲安排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从事后勤工作。我并不想夸耀父亲工作是多么敬业，是多么无私奉献，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教师进修学校的前身是五七干校，要改造成培养教师的学校，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父亲就主持这项基建工作，一次改造，一次迁校，父亲都是主持基建工作的，大量建筑材料在他手里过，过一次就有一次油水。然而两年下来，他唯一的一次“贪污”，就是弄回一根铁条，改装成晾衣杆。而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人将工地上的建筑材料一车一车地往自己家里运。父亲在巨大的物资财富前，是有坚持和操守的。他每次都说，这是稷臣公的家风，我不好改。不知道父亲的身上，有着那个遥远的曾祖父多少的影子。
返城之初，我家住在县油漆门市部，居所十分恶劣。隔窗户不到十米处，是全县最大的变压器，每天都闪着恐怖的电火花；而屋前就是化学品油漆柜台和仓库，每天的饮水缸里都漂浮着铁红等化学品。不堪居住。五金公司考虑到我家的困难，在总部给我们安排了一套稍大的住房，尽管是单间，但毕竟是公司总部，干净多了。而此居所的原主人是公司的股长，姓李。五金公司已经给此公安排套间，此公却喜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明明有新居，却霸着安排给我家的房子不走。母亲屡次打报告，公司也批示：李股长一搬走，你们就可以住进去。李股长就是不搬。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这个时候，没有领导撑腰，没有同事支持，还得靠父亲。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父亲驾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到了李股长家，亮起嗓子跟此公叫阵：李股长，你明天搬不搬？李股长说：不搬。父亲说：你不搬我搬，明天我就搬进来，住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在这里，你走不走我不管，我反正就近来。老子闯过江湖的，最不喜欢被人欺负，你信不信？
第二天，李股长搬走了。我们欢欢喜喜搬进新居，在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里有一段漏电的线头，很容易碰触到。亲朋们很气愤，觉得是姓李的预设下来害人的。父亲却摆摆手，说：房子到手就算了。
所以我经常责怪父亲，他总是很轻易地原谅人。
要反复强调一句，父亲不是个好斗的人，他很不喜欢与人翻脸，但为了这个家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披挂上阵，在恶言恶语的枪林弹雨中冲锋上阵，现在回想，他该有多少次是硬着头皮去摆出自己不乐意摆出的姿态面对刁难。从争取生存权而言，战士往往就是父亲的同义词。有时候不免哀叹这个社会，为什么要把老实巴交的父亲逼成一个金刚怒目的战士？
而最让我内疚的事发生在年夏季之后。当时我从娄底师专毕业，在县城等分配工作。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还兴分配这种玩意，就是国家分配，既然国家供你读书，当然也依仗国家给你安排工作。我学的是师范专业，面临在城里或者乡下工作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有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关系，人脉，背景，甚至贿赂。我父亲是教师进修学校的元老，而我又是科班出身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无论是人情，还是专业，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算是顺理成章。然而，关系总是一道怎么也迈不过去的槛，我被分配在乡村中学。
那时候的我，真的很不懂事，很不珍惜父亲，天天在家里闹情绪，一天到晚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
八零后、九零后的小朋友们，尤其是名校毕业的朋友和同事，可能不明白我当时的处境，在城里教书和在乡下教书，不是一回事吗？真的不是一回事，在当时，在城里教书就意味着，你在住房、待遇、薪水和择偶方面，都要比在乡下教书胜出不止一筹。在乡下教书，如同吃了农村粮一般，犯了罪一般，遭人白眼，而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你的人生道路面前：你连个像样一点的老婆都找不到。
我说这些话可能不高尚，可是很现实，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中吧。所以，当今一些电视节目表扬在农村默默奉献的教师时，我看到的不止是伟大，更多的是辛酸。大张旗鼓宣扬他们，还不如多解决一些他们的实际问题，多发几张钞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一个老师被忽悠的职业。
那时候的教师进修学校领导，可真够欺负我们家的，也是真够欺负我父亲的。那些同样是师专毕业的，甚至是电大职大毕业的，一拨又一拨地分配进父亲的单位，我却一年又一年地在农村等调动。
于是，我决心考研究生，但师专出身的我，对自己能否考上研究生实在不自信。父亲总是安慰我说：你读书，我出去跑关系。
父亲是脸皮极其薄的人，为了我这个不孝子，却一次又一次地去那些镇领导、学区领导家求爷爷告奶奶，经常吃闭门羹，具体细节不忍详说。后来我在广州工作时，一位邻居对我说：“小刘，你总算给你父亲争了口气，你晓得不？你过去在农村教书，你老爸在外面跑关系。有一年夏天，我看见他顶着大日头，推着自行车，走在进修学校前面的马路上，一面走，一面叹气，那样子，似乎想去求人，但又实在勉为其难，一路上大汗淋漓。我对他说，老刘，你不要太勉强自己。你爸爸说：我儿子在农村教书，不安心，考研究生又没把握，我得想办法。他是个读书人，禁不起去受那些领导的白眼，我受得起。”
听到这里，我忍眼泪忍得很辛苦，我真正是罪孽深重。
在广东读研和工作，每次回家，父亲总爱对我说：那些为难我们家的人，其实也不是坏，只不过没必要帮我们而已，你看见他们，都要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你不记仇，显得你有风度，湘乡有句老话，我都记着——会打官司同凳坐。
父亲晚年病重，我在他的病床前说起过去的事情，不免怨恨家乡的人，父亲倒是坦然，说：“算了，他们又不是你爸爸，我才是你爸爸，我才对你有义务和责任，他们没有这份责任和义务。家乡是好的，你要常常回来看看。”
亲爱的爸爸，你怎么总是这么容易原谅人，尽管有些人对你的伤害很深很深。当年为难我们建房的新老虎，后来得肝癌，医院找不到病房，听说我姑妈医院工作，于是跑到我家来，跪在地上叩拜，说老刘帮帮忙，父亲二话没说，马上去找姑妈，解决了他的病房床位问题。
父亲最开心的是我考上广州暨南大学研究生的那次。刚好是朱镕基总理上任的那天，考研分数来了，我上线。父亲高兴得不行，一定坚持要陪我去广州拜见导师。其时是三月，湖南还在烤火取暖，父子两穿着厚厚的棉衣南下，一到广州热得不行，我们挑着送给导师的礼品和自己的衣服，气喘吁吁地下车，赶到暨大。
父亲热得不行了，我叫他坐在校园的一棵大榕树下，我先去找学校的一位师兄，其实也是我师专时的同学。父亲坐在花基上，带着草帽，黑瘦的脸上汗淋淋，他却笑着，啃着干巴巴的面包，喝着瓶装水，笑呵呵地说：“儿子，爸爸我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父亲开心得像个孩子，我记得当时他的笑容，头上浓密得像父爱一般的榕树树冠，旁边是一个网球场，阳光在他眼神里流动，在他笑容里流淌，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开心。
我记得在家乡时为了调动，和一些政府官员也应酬过，父亲很不高兴地说：“你好好读书考研，不要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他们当科长，当处长，我不喜欢，因为他们不正派，你读书，我便高兴。”
因此，我很理解，父亲那一次在暨大的校园，为什么那么开心。
父亲病重，我只照顾了两个星期，夜夜陪他在床前，他居然很知足。有一天夜里，在剧痛中，他抓着我的手说：你是个孝子，我百年后要保佑你。才两个星期的照料，换来他一个孝子的奖励，亲爱的爸爸，我何其负你。
父亲去世五个年头了，我经常梦见父亲，在梦中，他只是无语，只是微笑。我不知道这是他真的来看我，还只是我思念的一个投射而已。有一回我胃不舒服，夜梦中却见父亲急急忙忙来了，也不说话，只是关切地看着我，然后跑着去挂号。
想起父亲，除了思念，就是内疚。在家庭生存上，他是个勇敢的战士；在对待工作上，他是个忠诚的战士；在对待国家愿景上，他是个纯洁的战士，国家每一次的反腐，他总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因此也招致我们所谓的清醒的人的耻笑。他读书不多，却爱吟咏诸葛亮的《出师表》，我想，就我们这个家庭而言，他比诸葛亮还伟大。
因此，不管如今有多少不如意，有多少怨恨不满，我总是顽固地爱着这个国家。我知道，爱这个国家，就是爱我的父亲，对不起这个国家，就是对不起我的父亲。父亲是容易被忽略和忘记的一群，然而，他们是个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良心的组成部件，他在物质上存在过，在精神上永远存在着，我就知道，这个国家的良心和良知永远都不会丧失。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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