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李亮，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来源：求索.,(03)，转自历史学参考
中共“一大”代表群体思想结构研究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楚,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寻觅一条救国良策,有识之士和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将流行于西方的时髦思想请入国内,加之国内各种学说和救国方案蜂涌,一时间异说杂陈、竞相激荡。面对斑斓多彩、五花八门的思想、学说和主义,中共“一大”诸位代表,一时良莠莫辨,不知所向,只能兼容并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对这些杂乱而众多的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比较研究后,最终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中共“一大”代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思想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种政治思想的传入,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共“一大”13名(有说12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前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主义”、“学说”等的影响,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现就影响他们的主要思想统计如下:中共“一大”代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思想构成统计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改良主义在“一大”代表群体中影响最广,曾信奉改良主义或受改良主义影响的有9人,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康、梁早期维新思想的信奉者;另一类是五四前后主张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学革命”、“实用主义”者。受早期康、梁思想影响的主要有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曾感到康、梁主张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很新鲜,并对自己产生了“启蒙作用”。①何叔衡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讲变法维新、自强保种的文章,感到兴奋,认为这是救国救民之道。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进而如饥似渴地研读康有为和梁启超“变化的哲学、大同世界、精神革命、变化民质”等理论。可以说康、梁改良主义奠定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基础。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之所以受康、梁思想影响,主要是由于他们年龄较长。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龄28岁,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年纪最大的何叔衡45岁,其次是董必武35岁,毛泽东居第五,是年28岁,他们在“一大”代表中属年龄较大者,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康、梁早期维新思想。与前期康、梁维新思想相比,主张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学革命”、“实用主义”等改良主义者在“一大”代表中影响更广,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王尽美、包惠僧、邓恩铭6人都在其中。李达早年曾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到这种地步,是由于中国人知识不发的缘故,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且深信“以教育为主脑”之说,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和挽救国家的重要工具。王尽美也认为,“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利器”。他在《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中说:“当我之入师范,对于师范教育抱有很大希望、无穷信仰,因为乡村教育的黑暗是我所经历的。……师范里的一位学生就是发达教育的一个孢子,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改良主义之所以在当时中国很流行,且影响很深,有其现实原因。早期共产党人在探寻救国救亡的真理时,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正如鲁迅后来回忆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因此,只要对封建体制有所批判、有所冲击,呼吁对现状有所改变,哪怕局部的、渐进的思想都统统被兼收并蓄。毛泽东甚至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当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种包容思想是当时包括“一大”代表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改良主义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而外,在革命与改良的迷雾中,温和改良比暴露革命在感情上往往更容易让人们所接受。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目的的人们习惯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所以,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②,反对流血的暴力革命。由于试图避免“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而实行“无血革命”的初衷与主张和平、渐进、局部的“小修小补”以达到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相一致,改良主义在当时被人们接受和信奉便不难理解了。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不断抗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意义,“都是中国人民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主主义”学说,主张暴力革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对“一大”代表们产生影响,那么最明显、最直接的莫过于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段时期了。从党的“一大”13位代表看,除去叛党、脱党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外,其余8人中,只有李汉俊在日本求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余无一不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年春,董必武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早期民主革命党人宋教仁等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获得胜利后,董必武异常兴奋,立刻剪掉辫子,以示革命之决心,第三天就奔赴武昌,投身辛亥革命,随后又参加了三道桥战斗。他后来说:“当时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管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革命者虽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持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①毛泽东、李达、邓恩铭、王尽美受辛亥革命的感染,阅读过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何叔衡、陈潭秋接受过同盟会会员的启蒙,进而倾向革命。毛泽东在年春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那里接触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立报》,并从中了解到湖南革命者黄兴领导广州起义的消息,“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他后来参加了湖南新军,这表明毛泽东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自从“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辛亥革命结局中领会到追摄法美之前途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他的脑海里也很快破灭了。无政府主义最早出现于17和18世纪的欧洲,英国的霍德文、德国的施蒂纳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正式形成的,其创始人是法国的蒲鲁东。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又出现了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一是俄国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二是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间是19世纪晚期,当时还没有形成社会思潮,到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年前后,被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及反清流亡者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想接受,并由他们传入国内。辛亥革命后,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开始逐渐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潮。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推翻封建清王朝统治,所以无政府主义在国内的影响不大。民国初年,国家的政治现状日趋衰败,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独裁统治关系,改造黑暗的社会,苦苦寻求新的出路,于是“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②据初步统计,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先后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三十多个,出版刊物七十多种,各地还形成了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时间早。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开始传入是在五四期间,当时无政府主义已经到达高潮,因此早期很多革命者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中共“一大”代表也概莫能外。毛泽东从不回避早年一度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事实,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③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毛泽东就曾设想建立没有阶级、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监狱的新村。年底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认为“温和派”“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此外,毛泽东还一度倾心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刘仁静曾参加过有恽代英组织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互助社,并且经常帮助恽代英组织活动。据李达回忆,“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蔡和森在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也认为李汉俊“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且在重要观点上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陈公博建党前政治意向一直较明朗,没有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年春末,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举办了追悼克鲁泡特金的活动,陈公博也参加了该活动。“一大”代表的职业大多是编辑、记者、教师、学生,而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没有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就阶级属性来看,属小资产阶级范畴,这是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资产阶级不安于现状,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打破规则,倡导自由、平等,这与无政府主义倡导的反对国家、权威、纪律,主张自由、互助的思想一拍即合。因此,无政府主义便成为众多“一大”代表转向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二中共“一大”代表群体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类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毕竟不是当时中国暴风骤雨般革命急需的武器。当“一大”代表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嬗变与分化也就开始了。通过对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以前思想状况的考察,可以粗略勾勒出这一群体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几种类型。1、在日本留学期间,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日本、欧洲(法国)、苏俄以及美国四条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这一渠道转入中国的。郭沫若年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团长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民众是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民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阅一下文献资料,同样可以得出这一饶有兴趣的结论,即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日本知识分子。”李达也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①。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李汉俊都有较长留学日本的经历,不能不对当时风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李达等人均是留日学生,若说他们受到什么外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影响的话,倒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②面对中国之贫弱,李达认为是民智未开的结果,只有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才能摆脱这种落后与贫穷,于是就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可是没多久,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就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破灭了。此后他又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影响,“决定不学师范,该学理科”,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当三渡东瀛广泛接触社会主义学说之后,李达“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毅然抛弃了“实业救国”理想,在与无政府主义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斗争中逐步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李汉俊在日本留学16年,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吸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成为“河上肇的得意门生”。年底他回国时,带了许多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董必武曾这样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现据可查资料表明,李汉俊是在我国最早提出建党的人。年9月7日,他就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发文称,对于在中国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党,“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有切实的打算”。2、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对民主主义产生怀疑转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最高峰,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共和政体,给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民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年3月10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逐步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权。随着“共和国”理想的破灭,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建国方案行不通,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逐渐放弃了旧的革命,寻求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董必武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在革命派和改良派激烈的大论战中,董必武认真专研了《民报》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对比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之后,认识到孙中山所采取的革命,合乎民意,符合历史潮流,毅然抛弃了康、梁君主立宪主义改良思想,主张“中国只能走革命而不是改良之路”③,接受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这是董必武思想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来经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等资产阶级革命一次次失败后,董必武陷入深深迷茫之中。恰逢此时,他看到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认识到“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①,“必须要像俄国革命的方式那样搞武装革命”②。从此,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跨入第一批共产主义者行列。3、对各种社会思潮辨析、比较中转变思想,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张国焘、陈潭秋、刘仁静等属于这一类型,陈独秀、李大钊在其中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浓厚兴趣。他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后来说“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年8月,毛泽东进北京,同年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了解有关十月革命的事实和理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朝着马克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是从年下半年至年五四运动前,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年5月,毛泽东因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后,曾经专程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在陈的促进和帮助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③张国焘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他与毛泽东接触很早,都是李大钊的学生,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陈潭秋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之后,极其赞同“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和“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等观点。刘仁静也是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熟识良师李大钊之后,才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邓恩铭在山东省立一中读书期间,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等进步杂志和介绍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籍后,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三中共“一大”代表群体思想转变的特点“一大”代表群体思想转变轨迹,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黑暗中求索、探寻国家出路的一个缩影。这一群体最终能够走到一起,必然在其思想深处有某些共性的东西,因此通过对这一群体思想发展的考察,分析其思想演变的特点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也可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1.躬身实践,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洗礼中转变思想。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一大”代表们都程度不同地卷进这场运动思想解放的大潮,也由此开始了思想经历的大转变。张国焘和刘仁静直接参与和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张国焘还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毛泽东参加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还和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邓恩铭曾和王尽美建立“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还积极组织并成立山东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支援北京的学运,参加济南21校学生总罢课、学生联合大请愿、游行大示威、绝食抗议、演讲团演讲及支持济南商界罢市等活动。董必武、陈潭秋发动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并撰写了大量的宣言、传单和通讯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2.与当时国内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学说轮番登场,既有不休的争论,又有悲壮的实践,中国的思想界也因此而异常活跃。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再到无政府主义主张的绝对自由,这一群体都依次深浅不同地崇拜过、学习过、研究过,甚至实践过,幻想于民智的未开和经济的凋敝,而热衷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学说;经历过辛亥首义胜利后的喜悦,也曾失落、彷徨于革命果实的被盗取;狂想于“工读主义”的“新村”实验等等。这一探索的历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上下求索的一个缩影。3.爱国主义是“一大”代表群体思想转变的一条主线。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最为强烈且现实的政治愿望。王尽美在“五四”运动期间挥笔写下《长江歌》:“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攫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针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协议,邓恩铭在一次反日讨袁讲演时,将自己穿的日本生产袜子当众烧毁,以表达抵制日货的决心。年5月,以李达为首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6月回东京后,李达又潜心攻读马列主义,由爱国主义者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针对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无论是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李达、李汉俊,还是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亦或是曾陷入无政府主义迷雾的毛泽东、刘仁静、王尽美等,都是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反复比较、批判地吸收各种新思想,并不失时机付诸实践,才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爱国主义始终是贯穿他们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选择的共同思想基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从年五四运动前后”,“才进到了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配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①“一大”诸位代表站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列,无一例外地经受了战斗考验,在革命实践中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思想也日臻成熟。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纷纷建立,“一大”代表们都组建或参加了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后,与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年10月,张国焘、刘仁静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从年秋到年上半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与邓恩铭在济南,陈公博在广州,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先后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周佛海年暑期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返日后在东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创办刊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积极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等,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此过程中,“一大”代表们检验各派学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刘仁静曾就少年中国学会统一思想信仰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主义是很难决定……但是我相信个人有个人的主义,好像牢不可拔,其实是未应用的原故。假如考察中国的制度风俗习惯,用原来信奉的主义作参考,定一个主张出来,个人原来的主义也许会变色,大家的结论归在一条路上来了。”②他认为,检验“个人的主义”的正确与否,关键是在“应用”,也正是“应用”,“大家的结论归在一条路上来了”。“一大”代表群体正是在革命实践“应用”中转变思想的。通过以上动态分析、研究“一大”代表群体思想变化的轨迹,可以看出,追求真理的先辈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了审慎的比较、尝试和思考之后做出的正确选择。由杂乱而众多的新思想最终到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些不同类型人物的思想转变中显示出其独具魅力的品格。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一大”代表群体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普遍较短,最长也不超过一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通过学习几本马克思的小册子就全面、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不足。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难免带有若干民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一遇社会动荡,就会滋生蔓延,因此也决定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决不可松懈警惕、一劳永逸。除此而外,由于个人生活阅历及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不同,“一大”代表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程度上会有差异,这是他们中一些人后来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