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北京大学
郭建荣
北京大学校史馆
《北京教育》(高教)
献礼建党周年特刊
摘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从零星到燎原，党的发展历程是一幅恢弘篇章。年春，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第二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海外部分，其多位成员则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和建立新中国的元勋。其赴法勤工俭学和建立里昂中法大学皆与北京大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北京大学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摇篮之一，其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旅欧留学生；北京大学
一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人们公认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其思想源头；同年9月，李大钊、张崧年（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则是组织源头。年6月，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海外部分，其多位成员则是中国革命的闯将和建立新中国的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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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年春，部分旅欧留学生和在法国的华工酝酿成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经过联络协商，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代表18人，在法国巴黎西郊的布伦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为书记。年1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当时，共有团员72人（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他们申请加入了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2][3]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其开展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共产主义、组织青年阅读马列著作、发展团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等。众多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及赴法华工是其主要工作对象。其中，周恩来、王若飞、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蔡和森、李立三、蔡畅、徐特立等革命家的丰功伟业，家喻户晓，传诸后世。政治学家许德珩、地质学家尹赞勋院士、生物学家朱冼院士、画家常书鸿和潘玉良、雕刻家王静远、音乐家冼星海等为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永载史册。这些人大致来自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华工和里昂中法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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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
历史上称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俭学会”，由李石曾、吴稚晖等于年春发起，其宗旨为“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首批入会者有李书华、顾兆麟等百余人。年秋，蔡元培携眷赴法游学、考察之初，落脚于李石曾、齐竺山在法创办的“豆腐公司”。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在法国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目的。这一举措正好符合大批爱国人士欲赴欧洲“留学数年，尽心研究”“悉心研究彼邦之长处，以冀将来回国时有造于中国”的美好愿望[4]。“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两会成立后，国人赴法者日多，引起法方注意，为加强管理，协调中法文化交流，法国成立了“法华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之总机关，会长欧乐（FrancoisVictorAlphonseAulard，法国历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法国革命历史学会创立者）。于是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组织相应机关“华法教育会”与之对接，会长蔡元培。他们于年3月，在巴黎设立“华工学校”使在法华工有求学之所。蔡元培为华工学校编写《华工学校讲义》，并亲自讲授。该讲义中的《舍己为群》《理信与迷信》《文明与奢侈》《责己重而责人轻》等多篇被选入民国中学课本。①年4月起，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开始陆续致函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各地劝学所和小学、社会名流及有关人士和教育部等，说明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学习西方先进已成共识。以其居法多年所观察，认为法国人民，素无歧视外人之习；工业组织，甚为周密。而“法人之思想自由，甲于世界。既无崇拜官僚之风，尤少迷信宗教之迹。”[5]其风气、观念与我族颇为相类。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工人大多上了战场，今在法国工厂急需工人之际，其认为我国应积极行动，遣员前往：一方面，解决其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耳濡目染，吸取所长，学习技能，他日归国，于我国发展实业、普及教育等均大有裨益。在他们的推动下，大批有志青年前赴欧洲法国、德国（朱德等）、比利时（聂荣臻等）等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和富民强国之策。其中，赴法国者人数最多，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异口同声加上“留法”二字，很快“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的本来名称被“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所淹没。
年8月，教育总长范源廉函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0月2日，蔡元培携眷离法。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同年，蔡元培聘请李石曾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们以当时京城唯一国立大学为平台，发挥北京大学的影响力，积极推进“华法教育会”的工作。《北京大学日刊》不时刊有李煜瀛（石曾）启事：“……凡欲知赴法及留学情形者……—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干事李煜瀛谨启”，又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济南等地成立分会，并在北京长辛店、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等地先后成立留法预备学校，在北京设立“法文高等专修馆”，蔡元培兼任馆长。于是大批立志报国人士纷纷投身其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正在讨论“向外发展”问题，可谓及时雨。年7月25日，萧子升、蔡和森到达北京与李石曾联系，促成26日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生会议”，蔡元培校长亲自出席并讲话。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准备留法的湘籍青年到达北京，由北京“华法教育会”安排赴法准备事宜，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做助理员得以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等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士。年3月、7月、12月，年5月，毛泽东数次为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大力支持出国勤工俭学活动，为筹集赴欧资金，他曾找当时与熊希龄共同负责为湘籍无力自筹留学经费者筹款的湘籍名流章士钊[6]借款两万元。四十年后，从年起，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分十年时间还清了这笔账，并付利息。而他自己却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待有所得，以便他日留学时足资比较[7]。
由于湖南“新民学会”有组织的大力赞助，湖南赴欧勤工俭学者不仅人数最多，居全国之首，而且出现了许多感人佳话：创办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并任校长，且已55岁的葛健豪与一双儿女蔡和森、蔡畅，母子三人一同前去法国勤工俭学，探求改造社会、救国图强的知识和真理；曾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孤儿院院长、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的徐特立以43岁不惑之年，愿与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一起勤工俭学，远涉重洋去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百业凋敝，随着赴法人员日众，法国的工作岗位有限，工作日益难找，留法中国学生陷于艰困之中。一篇《冼星海在巴黎》真实地记述了他初到法国时找不到工作，几天吃不上饭，饥饿晕倒在巴黎街头的情景。这个曾是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生的冼星海，学成回国后以气势磅礴、精神昂扬、感情激越、深沉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组曲，激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保卫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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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中法大学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境多不富裕，在法工作难找，有些人不得不住破棚子、睡地板、一餐只有面包加凉水[8]，生活艰难如冼星海者不在少数，他们当然希望能进入生活有保障的机关。周恩来致严修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②约在两千人以上，……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9]周恩来这里所说的“里昂大学”实为“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又称“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下同）。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吴玉章等本来是要使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巴黎建一所规模较大的“海外中国大学”，因为他们认为那样比较经济，同样的费用可以培养更多的学生，比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学校收效会更多，且使留学生们“耳目便于觉察”。吴稚晖曾撰长文《海外中国大学末议》，阐述在海外办大学的种种优势，蔡元培为之题跋，表示赞同。但由于经费等种种问题，只好缩减规划，最后成了“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留英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