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很清楚“红”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要“红”，但既然已经“红”了，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的“红利”，借助现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于静编辑｜米娜头图来源｜受访者今年，医院眼科医生陶勇一家在北方过了一个南方人的春节。陶勇爸爸厨艺精湛，退休后到北京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除夕夜，爸爸做了拿手的江西菜——笋丝炒肉和鸳鸯蛋，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忆苦思甜、开心过年。过去的年，这个家庭悲欣交集。年年初，陶勇成为北京一起伤医案的受害者。陶勇在病房抢救生死未卜时，一家人以乐观、勇敢的心态陪着他，最终他也坚强地康复过来。这一年，他们共同拥有了太多值得纪念的东西。这个除夕夜，对陶勇来说，充满了成长的幸福回忆——例如家乡的鸳鸯蛋，其实就是用半边鸡蛋、半边肉，放在一起炸成的。而之所以每年年夜饭都要吃这道菜，是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能满足大家既想吃肉又想吃蛋的朴素愿望。在他看来，一家人，能在一起过年就是幸福。未来怎么样，不需要想太多，最多的祝福就是希望彼此身体健康。陶勇家的年夜饭。一顿普通的年夜饭，熨平了陶勇和家人心中的波澜。虽然被砍伤的手不能再做手术，陶勇却有了更大的理想。那些命中注定的事年1月20日，腊月二十六。早上出门时，妻子叮嘱陶勇早点回家，母亲准备了他爱吃的香菇米线，他还准备修理汽车电瓶准备春节使用。这是他出诊的日子。中午陶勇凑合吃了一包泡面，稍事休息便开诊了。诊断到第四位病人时，他的后脑遭到重击，脑袋磕到办公桌上，接着又是一击，他甩开周边的人和物，直奔楼梯跑去，跑到楼梯口的死胡同，重击再次袭来。如果不是斜对面诊室的杨硕大夫、一位志愿者、一位病人家属和一位护士的拼死相救，后果不堪设想。凶手的一把大菜刀，砍在了他的后脑、左臂小臂、后脖颈和右臂上，有几处伤口如果再挪动一两公分距离，陶勇就有生命危险。那时候处在生死边缘，陶勇的记忆非常零散，只是觉得头非常疼，一种超过之前任何经历的剧烈痛感，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脑袋仿佛裹上了一个铁盔，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直到春节那天，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里，他的头痛有所缓解，憋炸的铁盔中透进一丝空气，不过这时候，他清晰感觉到了疼痛的位置，左臂像冻僵的铁棒。大夫告诉他，神经和肌肉全部砍断，缝合后还没有知觉。陶勇告诉《中国企业家》，医学领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技术、费用、服务三者很难同时满足。他是一位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医生，但不可避免地在治病救人、攻克难关时，难以同时满足其他两角的需求。陶勇出生于江西，这里是沙眼患病率极高的地区。小时候他见证母亲的眼疾通过妙手仁心的医术得到治愈，这让他走上了医学道路。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业是眼科里比较小众的葡萄膜炎领域，这是一个即使投入精力多，也很难见到效果的领域。葡萄膜炎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他面对的病人往往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艾滋病人、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他们在常年求医问药后，经济条件往往也捉襟见肘。医院眼科医生侯婧对《人物》介绍，“葡萄膜炎”几乎是所有难以诊断的疾病“最后的箩筐”，“基本上所有眼科疾病最后诊断不明确的那部分，最后都能归到葡萄膜炎这个专业里......因为这个病的病因特别复杂，包括他为什么痴迷眼内液的诊断，也是这么多年他太想克服、征服这些困难。”这时候，很多同行可能会放弃治疗，他却于心不忍，不忍心看到病人失去光明，不忍心看到生命消失。王阿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手术，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不在人世，自己身体不好，驼背严重，陶勇本想拒绝医治，但被老太太的愿望打动——江西老人有为自己缝制寿衣的传统，王阿婆想看到光明，亲手为自己缝制一件寿衣。陶勇为她手术后，她的生命延长了七天，在这七天里，她为自己缝制了寿衣。去世之前，王阿婆托人感谢陶勇，谢谢他帮她找到回家的路。天赐两岁时双眼长了恶性肿瘤，为了保住性命，孩子的左眼被摘除，出现病变的右眼在持续治疗五年之后，也没有保住。他和家人最难时住在北京地下通道或者火车站，爸爸靠卖报纸、当搬运工赚钱。小岳岳6岁时患有白血病，接受干细胞移植后，家里一贫如洗，孩子想活下去，父母的态度是，只要陶医生有办法，砸锅卖铁也要治。几次手术之后，孩子的眼睛还是不可避免地滑向糟糕的结果。为了让他看见，陶勇求助工程学，与几位专家专门为岳岳研制了一款VR眼镜，让他戴上后又可以重新看到书本上的字。但并不是每个病人的状况都能得到改善。那位行凶的病人在找到陶勇之前，做过两次手术，伴有严重并发症，近乎失明，在陶勇的手术和治疗下，视力得以恢复，但他却想要更多，他是一个北京远郊农民，家庭贫苦，早已与父母、兄弟姐妹断绝往来，因为眼疾，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陶勇在与朋友合著完成的自己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目光》中，试图为他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可能他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扭曲，直到我给他治疗完，他彻底绝望、试图轻生，而我就是他的陪葬者。”事情发生后，陶勇的北大同学在一篇《成为陶勇有多难》的文章中，帮我们拼凑出陶勇对医学的执念：40岁左右，能在SCI上发表三五篇文章，能够成为副主任或主任医生，就是不错的成绩了。而陶勇头些年已经在SCI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现在全国葡萄炎方面的专家很少，但大的治疗思维仍然是用激素对抗炎症，陶勇的研究思路不一样，他通过眼内液检测，实行更精准的诊治，这样不仅可以更高效地找到病因，也可以帮助患者减轻费用；别人不想做的研究他做，别人不接的病例他接，尽管转去其他医疗机构会很轻松，但为了接触更多临床案例，医院，工作量大、责任重、收入还不多。另一个陶勇妻子和护士首先意识到陶勇“红”了。伤医事件发生当天看到微博热搜后，妻子告诉年迈的父母，医院去小心点。随后，他们又在微博上看到，留言达上万条。起初，陶勇对这些来自外界的“信号”并不敏感，直到自己亲眼看到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祝福信息，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火”了。伤医事件发生后，一些关心他的陌生人在微博凝聚成的“陶勇超话”，后来发展为陶勇的粉丝群，他们有个诗意名字——“桃花源”。粉丝群中，不乏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知人群，有人愿意追随他是因为，陶勇以老干部形象示人，经常会给粉丝布置任务，监督他们读了什么书。他们以陶勇为榜样，寻找向前向上的力量。陶勇陆续接受了《鲁豫有约》《朗读者》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与拍摄，甚至登上《吐槽大会》的舞台，俨然成为一位“网红”医生。临近年底，陶勇的日程越发紧张，有媒体邀请他拍摄的一个医学科普视频中，陶勇身穿一身红色中式服装，以快节奏语气向观众普及防疫知识：“牛年到，福气到，陶勇祝您新年好！二零二一除夕夜，配合防疫最重要。就地过年有新趣，健康中国来报到。”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年初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医生，在年尾会以这种喜庆欢快的视频与大家见面。陶勇为过去一年总结的关键词是“惊喜”。年他刚满40岁，这年发生的事情如同情节起伏的小说。在陶勇年轻时的想象中，40岁是一个挺大的年纪，人生已经基本定型，可能是个不错的医生，偶尔迷茫时，会担忧从医这条路的方向在哪里。但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也让他清醒，帮他解开了四十岁的困惑：从医是值得的。如果不是伤医事件，牛年春节，陶勇和他的家人值得庆幸的事情确实有很多。早年，陶勇在北京买了一处很小的房子，孩子出生后，父母来照顾，因为没有地方住，他们开始了四处搬家的“流浪”生活，陶勇像所有北漂那样有自己的烦恼，年受疫情影响，北京房价微调，他终于有能力卖掉旧房，在南四环置换了一套新房。牛年春节，陶勇一家人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庆祝新年了。一直以来，临床医生和科技创新企业隔着一道无形之门。年11月，《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出台后，医院在门诊楼十楼设立了一个类似咖啡馆的，可以为医生、科学家和企业家洽谈提供便利条件的“科创中心”，率先打破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陶勇告诉我们，他是医院第一个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医生。这一年他还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这是他从医近20年来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在该数字化检测领域的第一部相关著作，如果该技术进一步普及，会惠及更多疑难眼病患者。这本书是他牺牲休息时间写了很久的，意外发生时，这本书离最终定稿只差后记了，在他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它写完，陶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如果说我所热爱的眼科，所热爱的葡萄膜炎，已经达到了知识体系的珠穆朗玛峰，再也没有进步空间，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为了快速走出伤医事件的阴霾，他甚至与朋友合著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目光》，在生死、善恶、金钱、价值、信仰、儿时成长、北漂人生等方面，整理了他求学行医20年来的所思所想。写专著、写随笔、买房、科技成果转化，被评为微博达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微博粉丝从最初的几十万人，到如今的万人，接受诸多媒体邀约，甚至一反沉静形象，参加《吐槽大会》，在年，陶勇彻底火了。有小学生给他写信，称他勇敢、坚强、乐观，要向他学习。《中国企业家》在医院采访时，一位中年女医生向陶勇转达了一位中学生的请求，给他写信，并希望得到陶勇的回信。他欣然答应了，下楼梯时，他却对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忐忑，希望能做个值得他们真正尊敬的人。陶勇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以微博发布频率为例。年他发布了第一条微博，但这一整年就发了这一条。年也是只发了为数不多的几条，年全年没发，年的数量也不多，直到年数量增加。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说，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