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后，经历者的回忆，卖鞋的和卖伞的不尽相同。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人也会有不同的体会，要统一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一点可能差不多，下去时的心情和返城时的心情大不一样。
赶集的故事/高龙民
淮北农村兴“赶集”。所谓赶集，就是逢集那天，集镇上的商店全都开门营业，四乡的农民们都会拿着自家的农副产品去集镇上卖，然后买一些锅碗瓢勺、毛巾肥皂、衣裤布料等生活用品带回家，或者用红芋片子等换回一些鸡鱼肉蛋，招待客人什么的；也有的是为生产队购置一些生产工具或修理农具而去赶集的。
每逢赶集，集镇四周的大路上人很多，三五成群地往集镇上去，有挎着篮子的，有赶着羊牵着牛的，有驾着毛驴板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最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会遇见新婚的小两口去赶集，那新郎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花花绿绿的新媳妇，那神情让人感觉幸福。
赶集，就像过节，是个热闹的事儿。
大王庄是个“鸡叫听三县”的偏僻乡村，附近有几个热闹的集镇，最近的是元店集，远一点的是公社所在地的白沙集。
元店集不大，只是一个生产大队的所在地，只有一家百货店、一家杂货铺、一家小饭馆、一家烟酒店、一个粮站，一个肉店、一个农具店、一个理发店、一个邮电所，各行各业，全都是一家。淮北老乡形容这样的小集镇是“一个警察看两头，端着饭碗绕三圈”，十分形象。可就是这样一个小集镇，却是农民，也是我们这些上海知青的“乐园”。这里不仅可以买到我们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而且人多，热闹，好玩儿。
我们这批上海知青刚去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虽然大规模的批判、武斗等已经不再发生，但是，恶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失去了原来的方向，在这落后的淮北农村更加莫名其妙，已经开始演化成私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恶搞”。我们在集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开批斗会，被批斗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小偷、破鞋、二流子”之类，偶尔也会牵出个把“老地主”什么的。我们这些在上海经历过“文革大场面”的知青，对这些无聊的小打小闹已经不感兴趣，目不斜视地擦身而过，直奔集市最热闹的地方。
从上海来到这偏僻的乡村，我们带足了上海产的“名牌”生活用品，赶集是不用买这类东西的。我们首先要去的是邮电所，去取上海父母寄来的“汇款”，然后买一些鸡鱼肉蛋，回去开一开荤，享一把“口福”。当然，我们也会在集市上逗留片刻，遇到新鲜的柿子上市，便围着那卖柿子老农“喝”上几个甜柿子，因为熟透了的柿子瓤如糖浆一般，当地农民叫“喝柿子”；遇到西瓜上市，我们也会干它半个；因为一日三餐的红芋和红芋馍把我们这些上海小伙儿个个变成了“馋猫”，遇到赶集，我们有时也会冲进那又暗又脏又破的小饭馆，啃上一只猪蹄，来它半斤猪头肉之类。那时候我们还不会喝酒。
赶集，不全是愉快的事情，“打架”也是经常的，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不愉快、不光彩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按理说，大家出门在外，理当相互照应，不是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可是，上海人争强好胜、特立独行，不团结是出了名儿的，哪怕是在这千里之外，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一句话不投机，便大打出手，甚至是邀上七、八个，十几个知青一起操着家伙打“群架”，从集市的这一头打到那一头，直打得鸡飞狗跳、头破血流。当地老乡避之不及，连连惊呼：“上海蛮子，越打越眼红，不见血，不罢手啊”。虽然，在整个上海知青里，打群架者实为少数，但文革的“无人性”仍然在毒害着这些不懂事的血性青年，而旧上海黑社会的遗风也像遗传基因一样影响着他们。比如，旧上海黑社会的“敲竹杠”，也在上海知青中很盛行。集市邮电所的墙角拐弯处，经常会有几个上海知青在游荡，他们看准谁进了邮电所，取“汇款”出来，便会尾随而去，至无人处，亮出刀子，胁迫你交出钱来，否则，便是一阵痛打，遇到强悍一点儿的“取款者”，便会演化成一场“恶战”。有的还会相约下一个逢集的时候，打一场“群架”，有时越打人越多，越打越大。有时双方会来一番“义气”，化险为夷，最终成了好朋友。
在无法无天的时代，一群被“文化革命”剥夺了学习文化权利的知识青年，先天不足地被抛入了这落后、偏僻、荒蛮的乡村，他们仅有的知识被简单粗重的农活所碾碎，他们身上仅有的城市文明被落后、贫穷、原始的生活环境所扭曲，他们学生时期的青春理想被落后、残酷的现实所埋葬。经过几年的农村“再教育”的“生活磨练”，他们大都是活生生地变成了一群天天吃粗粮、干粗活、说粗话的“无知识青年”。
生活磨练人，这话一点不假。但是，生活可以把人磨练得坚强、智慧、成熟，也可以把人磨练得卑琐、麻木、愚昧。几年以后，这些血性青年变得温顺了，变得没脾气了，变成了一个个干农活儿的“行家里手”，而且能说一口标准且流利的淮北话。他们有的赶着生产队的马车到集上送公粮，一路“哦哦、吁吁”吆喝着牲口；有的扛着生产队的农具到集上修理，用一口流利的淮北话与人讨价还价；有的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赶集买一些鸡鱼肉蛋，旋即便离开了集市，甚至没有笑脸。淮北农村现实而残酷的生活，把这些本来有着美好理想的城里青年，变成了只知道干农活、挣工分的农民。更加残酷而悲痛的现实是，六十年代初期戴着红领巾学习雷锋的一代人，在这里学会了消极怠工，学会了偷鸡摸狗，学会了占小便宜，有的甚至因为打架，因为偷窃，因为贪小便宜而进了派出所，进了牢房，因此改写了人生。
这是文明的悲哀，愚昧的胜利。
童年的伤痕会改变人的性格，少年的梦想会影响人的成长，青年的磨难会成为人的精神财富。虽然不能说知青的历史悲剧有多少进步的社会意义，但是对于知青的个体生命而言，却是一份人生阅历，为日后的成长积聚了精神准备。我的知青生活便是我日后从事戏剧文学创作取之来尽、用之不竭的人生财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真实的生活体验从事和检验戏剧文学创作，不被别人的宣传所迷惑，所左右。
元店集的西头，有一个铁皮匠，是做白铁皮水桶的，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头不高，黑黑的，略显胖。大王庄在元店集的西南方，我去元店赶集，到了元店，必然由西往东才能到达集市的中心。每一次经过那铁皮匠不大的店铺，我老远就能听见他敲打铁皮的声音，特别有节奏，特别有意思，轻重缓急，错落有致，到了他跟前，我也总要停下来看看，看看这位铁皮匠手里的木锤是如何发出这奇妙的节奏的。
有一次，我去赶集，遇见供销社的王主任，他是大王庄的人，他说，他母亲病了，要回去一下，约我同行。晌午，我们一起回大王庄，王主任说，他给家里做了一副白铁皮的水桶，要顺便取回去。到了铁匠铺，那铁皮匠说，还有一点没做好，要我们稍等一会儿，说着，他取出那一副铁皮水桶，给那水桶安装铁条拎把，我和王主任在一边等。等着取货，闲来无事，淮北人喜欢“拉呱”。王主任告诉我，可别小看了这位铁皮匠，他可是当年的八路军连长啊！
“八路军的连长？”我着实吃惊不小。看着这位个头不高，黑黑的铁皮匠，哪有我电影里看到的八路军连长那般英武，那般干练。我问：“那怎么……”“怎么在这里做水桶，是吗？”王主任笑了笑，给我讲开了。
闹鬼子那些年，元店集有东西两个炮楼，驻着鬼子的一个小队和几十个伪军，八路军武工队也经常出没于无边的青纱帐，拉锯式的战斗时有发生，鬼子也不敢轻易下乡，但只要哪里一有八路的动静，元店的鬼子便会以数倍的兵力出动搜剿。一日，鬼子忽听有一个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连长隐藏在大王庄养伤，立即扑了过来。大约有七、八个鬼子兵在大王庄翻腾了一下午，挨家挨户搜了个遍，村口场上的麦垛和红芋窖也都被刺刀捅了个遍。近傍晚了，鬼子不敢在夜里行动，便打算回元店炮楼，忽然，村口场上一声枪响，一个鬼子兵应声倒地，其他鬼子急忙端起三八大盖，又在场上四处搜寻起来。不一会儿，又是一声枪响，又一个鬼子兵见了阎王。就这样，鬼子在场上转了整整一夜，不仅没有找到那个八路军的连长，自己人却越转越少，直到第二天天亮，八个鬼子兵全都倒在了大王庄的麦场上，而那个八路军连长凭借着场上的麦垛和地下的红芋窖，一夜功夫，一个人干掉了八个鬼子。
这个传奇式的八路军连长，就是蹲在我面前正在安装着水桶铁把的铁皮匠。我佩服极了，怔怔地看着他。听着王主任的讲述，他没有一丝表情，这事儿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我好奇地问：“这样的八路军连长，到了现在，至少也是个县委书记啊！他怎么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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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任笑了：“你问问他，为啥？”
“为啥，为女人呗。这辈子，俺活得挺值当。”他说得很轻松，不像是经历过什么政治磨难，而且脸上还有一丝自豪感与幸福感。
那年月，只要一提到女人，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不便问了。可是，铁皮匠自己倒说开了：“俺在大王家养伤，她对俺好，俺就是要娶她。说她是地主家的闺女，八路军连长咋能娶地主家的闺女，可俺说，咋不能？就兴俺打鬼子，就不兴俺娶媳妇？地主家的闺女又咋着？俺喜欢她，俺就是要娶她！”铁皮匠有些兴奋，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娶媳妇的那一刻：“还问俺，要当八路，还是要女人？俺二话没说，抽出腰里的驳壳枪，交了，回家娶媳妇了。”
我很好奇。当年一脑子革命情绪，怎么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宁肯要地主家的女儿，也不当八路军干部，这不符合我所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啊！可是，王主任是大王庄的人，事情又发生在大王庄，又是铁皮匠亲口所言，不由我不信。
赶集的故事，很平淡，很琐碎，很无聊，可就是这么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能忘记，深深烙在我的生活阅历之中。小小元店集，居然会有这样一位机智勇敢的传奇人物，会有这样一位“要美人不要江山”的血性汉子。
赶集的故事，是一份生活的阅历，我很珍惜。
从"机器快"去到"机器快"回的故事/保晓冲
年11月7日晚，刚满18岁的我与同校数百名“老三届”毕业生集结南通中学北操场。稍后，在学校军宣队、工宣队敲锣打鼓的热烈欢送下，乘上“机器快”，行程一通宵。于次日凌晨七时许，到达五总公社。接着，根据宣布的分配名单，并在大队支书葛金奎的引领下，我和同班同学童恭智、徐孙、王苾、周美燕、钱世迎，换乘水泥船，来到旧称“戏台墩”的十二大队，开始了人生难忘的知青生涯……
一到十二大队地界，船靠岸的“码头”河边站满了来欢迎的农友，并有序搬着、抬着我们的行李，分别放进早已准备好的两座“知青房”，男生住十生产队、女生住十一生产队。刚刚安顿下来，队里的初、高中生们就在“知青房”前的场地上宣传表演，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代表还在戏台墩上的红灯小学食堂里与我们共进午餐。
白天热闹非凡，一扫忧愁；晚上夜幕垂空，思念顿起，尤其是徐孙同学思念之情更深。原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的童恭智同学，此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说：“既来之、则安之，这里的贫下中农又那么好，我们会大有作为的。”那天晚上我也很伤感，尽管信心很足、决心很大，但想起与年近八旬父母告别之时的场景，禁不住落泪。生产队长杨志斌和会计黄建清的来临打破了一时的悲伤，他俩的问寒问暖再次打动了我们的心，并对今后一段时间的田间劳动作了安排，说先做二等劳力与妇女同工同酬，之后适应了再做一等劳力不迟。说话间，生产队的毛选辅导员葛云娥、妇女队长张吉平、贫协代表季广云等纷纷拎着新鲜的蔬菜送上门……
下乡插队次年的春节后，我仨知青就被列入“一等劳力”。然而，那肩挑粪担“走田埂、下田里”的活儿确实吃不消。肩肿了、脚扭了，一不小心还被“两头翘”的扁担打嘴巴。尤其是下工回到“知青房”里，浑身上下好似散了骨头架，什么活儿也不想干了。与我仨年龄相仿的农友张振余，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热心教会如何掌握挑粪担子的技巧。什么挑起粪担肩居中、手把扁担莫磨动、行走步履要轻松、务与翘动合节拍、下田小心腿腰扭、找准位置把担放……就这样，通过一个多月的磨合、苦撑，我仨的肩肌消肿长成了茧子，加上学会了步履与“两头翘”扁担的有机结合，脚下生风行走如飞燕了。尤其是从小生长在长江边任港镇上的徐孙同学，不仅喊出来的“挑粪号子”宏亮合群，还不时地哼唱地方特色的渔歌，招引了生产队里不少怀春少女的青睐、爱慕。当然，离不开他那浓眉大眼、国字型的英俊脸庞。
闯过了当“一等劳力”基本要求的挑粪担子的“关”，我仨又轮流学“用牛”耕田等技术农活。我的师傅叫张志如，是个“倒插门”的女婿，与妻生有三男两女，一生从事农活，“用牛”尤为精通。他告诉我，“用牛”首先要养好牛，什么冬天要保暖、夏天常下河，劳作一阵子要“放个赦”，牵了溜达吃点青草、喂点草料……至于如何“用牛”，他反复吩咐、手把手地教我：翻地耕田务要平稳掌好犁把头，并保持犁头不偏不歪、不翘不闷；打谷拖碾务要带个粪勺拎在手上，防止牛屎牛尿拉出来弄脏了脱粒的豆谷；秧田制作关键在脚，人站在牛拖的磨板上，手抓牛尾巴，见高磨板竖起刮平、见低磨板放平一溜而过……还有那“用牛”使唤停、行的吆喝声！就在张志如老伯的精心教授下，我在下乡插队次年的夏日就开始了“用牛”。记得一天队里安排我到与九生产队交界的一块地里“用牛”做秧田，正吆喝着恰逢公社党委葛光书记深入田头检查工作，路过秧田南边的灌溉渠发现了我。一番感慨、一番表扬，当年推荐评我为“五好知青”，并担任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领导小组的“知青代表”！
进入冬季农闲时，生产队长又安排我跟着雅号“葛大力”的农友葛永江学罱河泥。次日一大早，我来到小河边急着上船夹河泥。老葛见状急忙说：“你下来，船上不好站两个人，先在岸上看我怎么夹！”此后，他一边夹一边讲：“这活儿，我们这里叫夹河泥，启海那里的人叫罱河泥”，“一条夹泥船、一副泥夹子、一根撑船篙、一只木掀铲，就是夹河泥的必备工具”，“夹河泥从来就是一个人做的”，“你再看看这条船有三个舱，头舱站人、中舱盛泥、后舱平衡船体”，“夹泥的要领是脚跟要站稳、脚指要扒紧，并与夹泥的动作相协调，否则就会翻船下了河。”不一会儿，夹泥木船的中舱满了，他把船撑靠河岸边，用木掀铲一掀一掀地甩到岸边的泥坑里。听了全程讲解、看完全程操作，老葛才让我上船试试。缘于练过两年“石担子”我臂力还可以，加上老葛在岸边不停地指点，从上船夹泥到靠岸甩泥虽然用了老葛的双倍时间，但没有掉进河里，且总有几条小鲜鱼和田螺、河虾、河蚌落入泥夹，那可是我们师徒下酒的美味佳肴哟！
进入“一等劳力”行列，生产队里的重活，累活、脏活都要服从安排去做的。印象最深的是“打草糠”，即把晒干了的玉杆儿通过机械粉碎成屑未，是用来搭配其它精饲料来喂养生猪。打草糠的活儿很脏很苦：一是夜间加班操作；二是机械轰鸣、噪声难忍；三是粉碎了的秸秆屑未四扬，那眼里、耳里、嘴里、鼻孔里，浑身上下都让草糠沾染，简直是个屑未人！当地农民都不愿意干，只得用双倍工分、次日不上工的“优惠政策”来刺激。冲着“优惠政策”，我仨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桩光荣而又艰巨的“战斗任务”。记得那天下午队里全员集结，把队里所有晒干了的玉米秸秆打捆装上水泥船，来回七、八趟从水路运到遥望港河南公社机灌站旁的粉碎车间大场上。当日夜幕垂空，我仨应约来到那里，刚吃完晚饭的机工师傅没有忙着开机，而是先行安全警示。他说在操作中，两人负责往车间运料、一人负责往机口添料，千万不能乱跑；机口添料既辛苦又危险，累了要轮换、添料要适量，千万别把手卷进机口……就这样，我仨在机工师傅的指点下，在隆隆噪声、粉尘迷漫的环境中，整整干了七个多小时！待再把粉碎了的玉米秸秆草糠装袋上船，终于见次日“东方曙光”！当回到居住“知青房”，互相对视那么一瞧！哈哈！我仨都是“屑未人”，哪能上床睡觉！于是，横下决心、脱掉衣裤、忍受秋寒，一起跳进“知青房”后头的小河沟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从未洗过的露天冷水澡，然后上床呼呼大睡到下午两、三点钟才醒来……
人粪是促进农作物茁壮生长、磷肥尿素不可替代的最佳有机肥。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是凭计划供应的。于是，为了提高粮食增产、保持良好土质，城里人排泄的粪便成了许多农村生产队竞相争购的紧俏货！就在生产队长杨志斌为秋播农田缺肥而犯愁时，我向他透露了“发小”陆泽林“顶替”父亲在南通城里环卫处工作的信息，并在寒暑假日陪“发小”掏过粪池、拉过粪车、撑过粪船、护粪防盗，认识环卫处的领导……听我这么一说，杨队长即叫我先联系联系。就这样，十多天后由杨队长“掌舵”、我“背纤”，用队里可载重5吨的水泥船，从戏台墩南首的遥望港河出发，途经“文革河”、通吕运河、北濠河，一步一叩首地“驶入”位于市区和平桥东南供粪便、垃圾装运上船的“小码头”（现为环西文化广场西河岸）。次日在“发小”的周旋下，并经处里杨主任批准、陈会计开票，终于购到两吨价格便宜的计划外“精品”粪便，但要“搭购”两吨生活垃圾。在等待“装货”上船的空间，杨队长还和我跑遍城里的理发店，收购了足足5麻袋的头发茬子，说撒在田里也是隔年起作用的“有机肥”。当到市区环城南路东段，原东风剧院路对面的理发店收购完头发茬离开时，正巧碰见在理发店西隔壁新光照相馆工作、长我一岁的大侄儿。于是，应邀在照相馆喝茶“息脚”，还应我大侄儿提议，给杨队长和我拍下了令我触景动情、终生难忘的合影照！
我到五总公社插队务农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服从“命令”挑沟开河当民工也有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在黄海边上参加围垦筑圩堤，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生产大队调用我们十生产队的水泥船，装上大米、蔬菜、猪肉、豆腐、柴草等物资运到海边民工工地，作为大队民兵营政治干事的我被安排当纤夫，由邻队的十一生产队的高来军队长掌舵从五总遥望港河出发。当船行至三余公社河段时，天上突刮大风、倾刻突降暴雨，吓得我连忙登船躲进“船洞”。然而，高队长却不慌不乱大声一吼：“咳！西风、顺风，让它吹去吧！”接着冒雨在拴纤绳的竹桅杆上，拉起早有准备、被单做的简易“帆”，安顿好后也钻我躲雨的船洞里睡大觉！约摸过了两个多小时，一声轰隆响把我俩从梦中惊醒。出来一看，随风飘行的水泥船撞上“大同船闸”，虽然船体无大碍，却吓得一身冷汗！如果风力大、船撞碎，我和高队长的性命就会葬送在船闸之下。看来，是一闸之隔的“黄海龙王”在保驾！
一到指定的工地，在那里等候多时、骑自行车前往的农友们忙着缷船，并一起搭建“人”字型的窝棚、支起煮饭烧菜的锅灶，一个民工临时食堂砌成。次日，一个战天斗地、号声震天，数万民工围垦筑堤圩的感人画面，展现在黄海之滨、滩涂之上！当然，我也是这支围垦大军中的“沧海一粟”，脚穿草鞋、肩挑泥担，任凭海风吹、任凭汗水流……
20多天后，我在围垦的工地上接到被荐招工、参加县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通知，并要求三日内到县委所在地的金沙镇“居民点”报到。启程那天，我喝完“知青房”西首隔沟老农张志如夫妇的“送行酒”，乘上当初接我仨知青来的水泥船，载着我的行李、载着我的留恋、载着我的情怀，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农友们站满河边、频频挥手……惹我又流下不轻弹的泪水！这次掌舵撑船送我的是队里老资格共产党员、当年的翻身团长、七旬老人何金贵；背纤行走的是队里烈士儿子、才18岁的乔候。他俩将船驶入石港轮船码头后，帮我拿着行李登上那来时的“机器快”船……
啊！我那两年多时间的知青生涯结束了，虽然短暂、但却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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