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年9月初的一个清晨，我挑着一担行李，默然走出家门。踮着脚穿过因昨夜下了雨而潮湿的乡村小路，走向公路，等着开往东边方向的客车。
行李不重：一头是被褥草席，一头是书本与生活用品。可我的心头，却如一团发霉的乱草横塞着，一如眼前这灰雾迷蒙的天空，憋闷得喘不过气儿来。
车来了。行李与我被一同塞了进去，在靠后的一个角落挤坐了下来，然后任由它七扭八拐，一路颠簸着将我拖载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我此去的终点，是一个叫横埠的地方，距家40余里。对，我是去复读的——向着高等学府那坚固而厚重的大门作最后一搏，不管成与否。
在那个年头，复读个年把几年是极普通的事。经历了三次高考失利的我，再一次汇入复读大军的洪流，心绪低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神经更其敏感：他人鄙夷的神情，家人期盼的目光，一闭眼，萤火虫般交替在脑海里闪。这是我20年来，第一次离开家的避风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启我的别一种生活。
车在横埠汽车站停下时，快接近中午时分了。天上阴云散尽，阳光格外刺眼，甚是燥热。这儿是个十字路口：西头连着我的家乡；继续往东是通往铜陵方向；往西北可达省城；而我所要去的横埠中学，便是折向西南方向的左岗街。记得当年这儿有个高大的坡，恕我之后多年未来过，如今这里已是通衢大道，曾经的影子丝毫也没有了。
挑着行李，别别扭扭地穿走在左岗街道上，于一个路口，往东，望见了横埠中学的大门。
折向这条来米长的机耕道，坑坑洼洼的路中间积着浑浊的雨水，两行高大的杨树，枝叶婆娑，交织着太阳的光与影。行道树外，弥望的是长势良好的水稻，横埠中学的围墙便沦陷在这一片田畴之中。
学校大门敞开着。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我将要呆上一学年的地方：左手边一排平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是带家属的教工宿舍吧，因为门前还有鸡鸭在叫唤，平房东头开一家小店。右手边是一方小水凼，里面并无多少积水，横着几茎残败的秋荷。
转过小店，校园内唯一一幢楼房——教学楼，便矗立在面前。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四层四教室的楼房。楼梯道在正中，入口处有一个半圆形门厅，门厅二楼层上有根旗杆，尚未挂国旗。门厅前方靠东，也是一排平房，与小店所在的平房对称。
转过教学楼西端，一排低矮的大瓦平房，便是学生宿舍，宿舍绝大部分笼罩在教学楼的阴影里，找到门上贴着“高三文科”的寝室，折了进去，里面阴暗而潮湿，上下两层木板铺的大通铺，十分杂乱。在上铺的一方空位，铺上草席，放好行李，本想躺下休息会儿，可是肚里已是不甚饥饿，便取出新的搪瓷缸，顺着寝室里同学所指，去食堂。
沿着从小店开始的一条填满煤渣的路往南，穿过满布杂草的操场，操场南端也是东西对称的两排平房：东边为教工宿舍，西边是食堂仓库。在仓库的一个窗口买了些饭票，往右一拐，便进入食堂餐厅。此时里面空荡荡的，一排打饭菜的窗口还敞开着，打饭菜的师傅或坐高凳上，或闲倚窗口边，等着尚未就餐的人。
打了满满一搪瓷缸白米饭，返回寝室，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得先解决掉，以免发霉。操场东边南端一棵大古柏树好像死了，正中一棵不知什么树，枝繁叶茂，浓阴交覆，树下有两个破损的水泥乒乓球台，旁边的单杠双杠，满是锈蚀。操场往下，一排大瓦平房，也是教工宿舍，式样与我们学生宿舍差不多。
厕所在教学楼西边，贴近西围墙处。
这便是我将复读的学校，一所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气的完全中学。
02
因为横埠中学当时在全县完中中没有什么名气，因此来复读的学生不多，来的多半是高考成绩不佳的。文科复读生更少，插入应届班，也就刚刚填满了一间教室。我们的教室在教学楼四楼最西端。
班主任是教地理的章礼超老师，一个瘦而精干的中年人。印象中，章老师课上严肃课下和蔼，脸上总是挂着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无论上课还是谈话，语速始终不快不慢而分贝奇高。他的课，一般三言两语便能讲清重点。他是个负责任的班主任，每天晚自习熄灯后、早晨起床铃响时，他都会在教室、在寝室检查督促我们。
数学老师大名刘奇，可以称得上是横埠中学的一块“金字招牌”，他的数学教学在全县名声颇响。我便是冲着他当年任高三文科班数学教学而去复读的，因为数学是我最烂的学科。刘老师身材高大，操一口浓重的横埠方言。确实，他的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授课语言风趣幽默，让曾经饱受数学课折磨的我，也尝到了上数学课是一种享受的乐趣。
记得一次引导我们分析一道难题，当我们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时，他异常高兴地来了句：“耶，果然每一次发现都是新感觉！”——其时电视剧《渴望》正在热播，这句歌词的引用引得我们会心而笑。他也看着我们笑，很天真的样子。还有一次考完试后，我们几个人从食堂打了饭，直接去他房间，边吃边看他批阅试卷。他抽出我的试卷，边改边指出错误所在及错误原因，试卷改完了，分数不用重加即随手判出。令我打心底佩服。
政治老师也姓章，其时正年轻。上课时喜欢侧着身子，总是用一只脚蹬在作讲桌用的课桌档上，整堂课，左手手指从不离开两只耳朵，或摸或捏或挖，令我们颇为不适。但他对我们的不适却视若无睹，一个人自顾自用他那没有变化的声调，对着一大叠讲义念叨着。据说他押高考政治大题很准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打起精神去听他的不雅姿势而又枯燥的“演说”。英语老师也是一位年轻老师，个头不是很高，喜欢架一副宽大茶色眼镜，与我们接触不多，以致对他的印象较为模糊，连他姓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教我们历史的齐美道老师，是刚刚调动到横埠中学来的。他的第一节课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穿着半新不旧的中山装，茂密的头发向右梳得很光滑，四十开外年纪，给人以朴实的庄稼汉的感觉。
首先是他精心准备的开场白——一篇较长的抒情散文。他用他那中气不足的半土半普通话，深情地抒发着自己的经历：由一个放牛娃而民师而经省教院进修后进入完中任高三历史课教学！教导我们：人，只要奋斗，便可以改变命运的人生哲理。他每说一句，眼角的余光总是投向教室前方天花板的两个角上，引起我们阵阵窃笑。
有一两次忘词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稿来，用微微颤抖的手展开，摊放在讲台上，用盛粉笔的小木盒压住，瞟了一眼后，接着“抒怀”。而之后上课的板书，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由于课题很长，他竟然从黑板左端写到了右端！不仅字体不美观，还不整齐，课后同学们笑言那是“一行白鹭上青天”。他的课，对我们复读生而言，似乎没有多大听头，因此也就没有多留意他的讲授了。
但课后，齐老师又是极为和善的一个人，仿佛我们的兄长一般。无论面对的是谁，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憨厚的笑意。有时星期天，他也不回去，他会让我们去他房间帮他改试卷，作为回报，他从小店里称回一大包饼干，给我们“加餐”，那是我们吃过的最好的饼干。这是至今还使我感激的地方。
教语文的王志良老师，是老三届的高材生吧。听说他当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却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因此心中总有股冤屈不平似的，给人外在的感觉很“傲”——是因为他那看人总是带斜视的眼吗？还是因为那一字一顿，似乎在与人斗嘴吵架一般的说话？课堂上，他的讲授也是那样的费力。每讲一句，总要带一个高八度的“啊”字，挖山地一般，憋得耳朵后面都通红的，半天后才会抬起声调接着下一句。据一调皮同学统计，王老师一堂课至多讲三十句，而“啊”字却多达四五十次！
可是，他的课是十分认真的，尤其他的作文训练最有特色。记得每周四下午两节语文课连堂，王老师便用来进行写作训练：先分析上一篇写作得失，读一两篇写得好的作文，然后发给我们他自己刻印的讲义——一个作文题，或者一则写作材料，附上写作要求，剩下的便是一个个小方格——要求我们当堂完成。每每我的“大作”入选，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这让我多多少少对写作课有所期待。我的对写作的爱好，也多半受益于此吧。至今，那散发着浓浓油墨香味的蓝绿色讲义，还深深烙印在记忆里，可惜的是，一张也没有保存下来！
这便是我-学年度，在横埠中学复读时的授课老师。非常抱歉的是，自我离开横埠中学的大门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有与教过我的先生们联系过，不知先生们如今安好否？
03
一学年的复读生活，既短暂又漫长。光阴飞逝，一转眼，我离开横埠中学快30年了，可复读的点点滴滴旧时光，常常会不经意占据记忆的主屏幕，牵动起心底淡淡的情思。
高三晚自习好像十点熄灯。熄灯后，部分学生回寝室，借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洗漱就寝。入睡前，自是免不了一番热闹的口水仗，直到值周人员将手电筒的光亮从窗外射进来，喝骂一顿才止。还有部分学生洗漱后，将被褥从寝室抱到教室里，点亮蜡烛继续用功。烛光摇曳，人影晃动，美好而温馨。直至烛泪将尽，才将几张课桌在教室一角拼起，铺上被子，钻进去入睡。很快，鼾声响起，万籁俱寂。那蜡烛熄灭时的气味，至今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而晨曦未上，不待起床铃响，便有同学三三两两悄然溜出被窝，绕着操场周边，跑上个三五圈，再去单双杠上甩吊几下，回教室晨读。然而晨练并未持久，后来一松懈，怠惰起来，不但起床铃响过，还赖床不起，就连广播体操的喇叭都在急促地催促去做操了，才在值周老师警告的哨音里，胡乱套上衣服，揉着惺忪睡眼，跑向操场。
食堂里早晚就餐的学生不多，可随到随打。中餐，打饭打菜便须排长长的队了。偌大餐厅里，尽管有几个值周人员在维持纪律，可拥挤插队总是大有人在，也不可避免地上演争吵打骂剧情。而我有一次被别人插队，值周人员却误把我的搪瓷缸摔到了地上，“叮叮当”，掉了两块瓷，让我既愤恨又无奈。
那时，肚中饥饿，正是长身体之时，光白米饭，一顿也能嚼一大搪瓷缸子。食堂里的菜，似乎永远是那么几个老式样：土豆丝、胡萝卜丝、青菜、芹菜、豆腐汤之类。说真的，这些远不及从家里带来的母亲特意多放些菜籽油炒的咸菜下饭。但每周有一次给教工改善伙食的大菜——或红烧鱼或粉蒸肉，也有少部分卖给学生。那鱼倒也没什么，可那1.5元一小瓷碟的粉蒸肉，实实在在牵出我们嗓子眼里的馋虫来，偶尔也会狠狠心要一份，善待一下自己的肠胃。自然，这么一小碟荤菜，是杀不了馋的。
住宿生活是艰苦的，主要是当时我们学生大都来自不富裕家庭。除了能填饱肚子外，不敢有大的奢求。当时我们都没有人带热水瓶，要喝水，上小店花五分钱，讨一搪瓷缸开水就地解决而已。
洗漱，热天还好些，下晚自习后，从操场南边水井里提一桶水，在寝室前冲个凉就行了。冷天可不好过了。待西风起时，虽然寝室北边的窗户已由学校工友钉上了白胶布，我们也向学校周边村民讨要了些干稻草，铺在大通铺的木板上，可是大家几个人挤一个被窝，依然觉得冷。睡前想泡个热水脚，没那个条件。那年寒假放假前，我的双脚脚后跟裂了很大很深的口子，鸡蛋大的一块肉差点与脚板分离了，走路都得一颠一颠的。
夏夜的蚊子，虽不胜其扰，好在疲累的我们，倒下便能睡，只不过第二天起来时，脸上身上多了些红疙瘩。可这比起之前整个寝室的“疥疮事件”来，毕竟算不了什么。那次，不知哪位室友，将“病毒”带进了寝室，很快，整个寝室里的人，无一幸免。那一晚，我刚睡下，全身便觉如无数针尖在刺着肌肤，奇痒无比，抓挠不止。第二天，大家便都在搽那刺鼻的硫磺膏，课也无心上了，有的干脆回家呆着去了。好在不出一周竟好了，今日想起来，还感到害怕呢。
有苦也就有乐。那间阴暗而潮湿的“高三文班”寝室，也见证着我们的几多欢乐。寝室长大名汪继红吧？他有个好笑的绰号——小鹅，这是因为他说话有些口吃，自我称呼时，连说数个“我……我……我”，他毫不介意大家喊他“鹅”或者“小鹅”，一副乐天派样子，颇感染人。他会打乒乓球，会吹口琴。
还有一位姓任的室友，爱好书法，还会吹笛子。一个星期日，有个挑着各种乐器四处卖的人，来到了学校大门口，很便宜，他买了一支笛子，随口吹了一曲。我们也兴奋，也各买了一支，让他教我们。于是，寝室里，不成腔调的笛音聒噪了一整天。有下象棋的，下那种快棋，不允许思考，只听棋子“笃笃”，敲击个不停，围观的叫声、笑声也不停。有用硬币排八卦的，免费给人“占卜”……
那时周六下午与周日不上课，食堂里也不供应伙食。我们路远的，一般两三个星期回家一趟，吃饭问题，要么在学校小店里买点饼干，要么去左岗街上小吃店里简单解决。余下时间，也不急于去用功，有时三五成群去野外逛逛，看看风景。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91年春，我们步入宿舍后面的一片小树林里，那雪白的梨花，在细雨中盛开，一下子击中了我柔软的心扉，而不远处喇叭里循环播放的单曲《追梦人》，又把人带入一个哀婉的世界，我们知道那是在纪念自杀的女作家三毛。
多数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去横埠文化站对面的一个书摊租书看。那里书比较多，租金一天一角钱。我看书速度较快，一本厚书，随便找个角落坐下来，要不了一天，便看完了。唯独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上下两本看得稍长，那是因为我对书中的俳句着了迷，用一个小本子全抄了下来——可惜后来遗失了。有时也节省点生活费，淘几本小书——席慕蓉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中国新诗库的《林徽因卷》《刘大白卷》《冯乃超卷》等等，成了我最早的藏书。
当年客车少，从家到校，从校返家，每天好像上下午各有一趟吧。我们几个同路的便约定步行回家。周六吃了午饭后，拎着简易行李大步出发，抄小路，取道后方——杨市——白云，要近10里左右，天擦黑前能够赶回家的。有一次还特意绕了点儿道，去看了看刘大櫆的墓。其时，离家已近，小松树林里，正对着远处一轮西沉的红日，此情此景，犹如昨日！
最后一次去横埠中学是年8月中旬，高考成绩已下达各个学校了，我是搭三轮车去的。当我在那张张贴在学校大门右侧的红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时，觉得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班主任那儿填好志愿后，便揣着兴奋心情，离开了这个我呆了一学年的地方，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好想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年的横埠中学，把那复读时的旧时光再重温一遍！可是，我知道，如今的横埠中学，除了大门楼还留有旧时貌，其他的一切都不复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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