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会说话。
在平常工作时，我最喜欢和下级医生讲的一句话是：“如果他（患者）是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样？”
目前，我们在医患沟通中可能存在一种错位：往往手术的医生没有亲自和患者谈话，而谈话的医生大部分是青年医生。
有资料显示，美国的住院医生培养非常职业化。例如视网膜专科的高年住院医生，一定要完成规定的玻璃体切除手术例数（台/2年）才能拿到眼科医师阶段性考试合格证。
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曾说过：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技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指尖上的光明》
不是我成就了患者，而是患者成就了我1我的眼科生涯没有走弯路
年，我大学本科毕业。那个时候国家还包分配，因为我的父母在江苏徐州，所以我就回到了徐州。
我原本想在徐州医学院做一名基础课老师，但由于我的档案被直接发到徐州市卫生局，而进入徐州医学院是需要省卫生厅分配的，就这样我选择医院。那时我有一个想法，除了做医生，最好还能做一些科学研究。当医院只有眼科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徐州市眼病防治研究所”（以下简称“眼防所”）。我就认为如果进眼科就能满足我既做医生又进行科学研究的愿望，于是我就选择了眼科。其实进去以后才发现，眼防所并没有基础研究工作，主要是进行儿童近视防治工作。
李子良教授当时是徐州眼病防治所所长医院眼科主任，也是我眼科生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每天有大量的患者就诊。经过10年的磨炼，我已经可以熟练地开展眼科常见病的手术，例如白内障、青光眼、鼻泪道吻合、上睑下垂和斜视手术等。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是否应该向更专业化发展。
当时，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考研。年北京院校眼科研究生不招生，我就报考了上海的学校。李子良教授对我说：“王方，你要去上海的话，就选视网膜这个方向。”同时他推荐我报医院眼科，这也是他曾经跟随赵东生教授实习的地方。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视网膜专科启蒙老师张皙教授。
年9月，我成为张皙教授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年顺利转博。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说我今天取得了一定的事业地位，与我成长路上遇到的这两名恩师是分不开的，这是我的运气：在我的眼科医生职业生涯中，李子良教授为我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张皙教授让我从一名全科眼科医生转变成一名视网膜专科医生。
2眼科医生除了心灵手巧，还要有同情心
到今年，我毕业已有35个年头。漫漫从医路上，我认为一名眼科医生除了心灵手巧外，最重要的是要对患者怀有一颗同情心。
“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我经常向下级医生和我的学生强调这一点。有时候我会和他们生气，不是因为他们知识学得不好，而是他们对待患者的工作方法不够好。
“把患者当成亲人”，这句话我们听了好像觉得有点假，其实在现实工作中，如果真的能做到将患者当成亲人，很多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对待自己的亲人有时候也会不耐烦，但从不会忽略对他们的爱和关心。每一位患者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来求医，其中很多人又是几经辗转才最终找到我们。我们要学会同情，有了同情心，才会克服和消除你的不耐心；有了同情心，才会自觉地用更多的方法关心和帮助你的患者。所以在平常工作时，我最喜欢和下级医生讲的一句话是：“如果他（患者）是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样？”
多年的临床工作给我最大的感悟是：患者是每位医生的老师。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往往决定他能在职业道路上走多远。
我常说：“不是王方成就了患者，而是患者成就了王方。”
3面对压力，手术做还是不做？
年，我接诊了一位36岁的男性病毒性脑膜炎患者。患者被介绍到我的门诊时，他颈部因抢救而切开气管的疤痕赫然在目。
要知道，病毒感染可造成非常严重的急性视网膜坏死，当时这位患者的右眼完全失明，玻璃体混浊，而且几乎已经看不到视网膜组织了。而他的左眼视力仅有微弱光感，眼底检查后发现，患者周边视网膜已经被病毒“蚕食”消失了，只残存视盘周围不足30度的视网膜组织，包括黄斑。
说实话，他眼底病变的严重程度震惊了我，可以说，他是我接诊过所有患者中最严重的一个。医院因为考虑到手术效果放弃为他进行手术。几经辗转，医院。
当时，患者看不见我，但是他能听见我的声音，他用充满渴求的声音对我说：“王主任，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感觉到有希望了。”
我很想帮助他，但我从没有给病变这么严重的眼睛做过手术，我也不知道手术后是不是能帮助他恢复一些视力。
面对压力，手术做还是不做？
我思忖良久。患者右眼已经失明，如果不帮他治疗，接下来他就要在黑暗中生活了。
我鼓起勇气，最终决定为他进行了手术。
那时候，微创玻璃体切除手术才刚刚开始，我就应用25G的玻璃体切除手术对他的左眼进行了玻璃体切除，并在残留的视网膜边缘打了激光。术后第一天，我去看他，刚一进门患者的眼泪就流了出来，他对我说：“王主任，我看见你了！”
手术成功了，术后患者视力恢复到0.25，在后续随访中他依靠微弱的视力能自理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即使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会感慨万千。
4医患沟通中我也受到过委屈，但我会先自省
我也遇到过不理解我的患者。
年10月，病房住进一名左眼玻璃体和视网膜严重出血的患者，视力仅有眼前手动。患者不仅有糖尿病，且当时还有下肢“丹毒”。我们为他精心进行术前的各项准备，手术过程也很顺利。但由于眼底出血异常严重，患者手术后视力依然很差。患者对此非常不理解，医院大吵大闹，无法沟通。
我当时很委屈，但是作为一名医生，必须要把这种委屈很快地忘掉，同时要自省是否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就像这名患者，他是通过普通门诊，由其他医生收住入院的，而没有通过我的专家门诊就医，所以我们之间也就缺少相互熟悉的过程，患者对我缺少信任。对于这种严重眼病的患者，如果我能够亲自和多次地与他进行术前，特别是病情预后的沟通，可能就不会发生家人和患者不理解的情况了。
目前，我们在医患沟通中可能存在一种错位：往往手术的医生没有亲自和患者谈话，而谈话的医生大部分是青年医生。但由于青年医生缺少经验，使得谈话往往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解除患者的顾虑。意识到这一点后，凡是碰到手术有难度的患者，我都要亲自和他谈话，且让年轻医生在场观摩我们的谈话，同时将谈话记录写入手术前的病程记录中。
每个医生在临床上都会碰到不理解医生的患者，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患者对医生都怀有良好的信任，并会积极配合治疗的。
5多给青年医生动手的机会
作为上级医生，你是否天天让下级青年医生写病历，天天给你当助手？你是否让他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锻炼和成长？这也是我经常自我反省的一件事。青年医生重复做一件事时间长了，看不到自己的进步和变化，就会产生疲劳感，甚至产生职业倦怠。多给青年医生动手的机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成长和进步，这很重要。
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二届医学院校本科毕业生。那时我虽然刚开始做医生，医院的“宠儿”，每天都有大量的机会学习新东西，每天都在进步。这种自我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前进的动力。
有资料显示，美国的住院医生培养非常职业化。例如视网膜专科的高年住院医生，一定要完成规定的玻璃体切除手术例数（台/2年）才能拿到眼科医师阶段性考试合格证。美国训练眼科医生的严格规范化制度使得他们在完成专科培训后，每一个医生的医疗诊治能力都在同一水平，可以直接独立工作。而在我们国内，却硬性规定了不同级别的眼科手术，必须要有相应职称级别的医生才能做，这就可能限制青年医生的发展。当然，我们现在也在逐渐改变。上海地区的眼科专培生，也开始规定了需要完成的手术例数，比如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等，我希望这项制度会真正地执行下去。
6通过“自由人计划”培养心灵手巧的临床人才
上海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先要经过三年眼科基地培训，然后再签医院。加入我医院（简称“十院”）眼科后，我们会再把他们分到相应专科（如视网膜专科）进行两年专科医师培训。这跟美国的医生培养制度很像。
现在我们科室只留博士生，所以这些青年医生的科研能力都较高，基本功好，属于“双栖类”医生。他们缺少的就是临床经验。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会快速成长起来。眼科需要的是心灵手巧的医生，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心灵”的人，接下来就是培养他们的“手巧”了。如何培养他们的“手巧”呢？我们有一个“自由人计划”。
作为留在科室的博士研究生，工作两年时即可晋升为主治医师，此时他们可以进入自由人计划。所谓“自由人”，就是不再写病史和每天作手术助手，而是给予他们独立出门诊的时间，并通过门诊收治一些他们认为自己能处理的患者（例如白内障患者、眼内注药患者、眼表患者等）。安排手术时，“自由人”需要与他们的上级医生一同安排，便于手术中有上级医生的监督和指导。
这个“自由人计划”我们已经持续了3年。
7勇于尝试新事物，不故步自封
眼科是一个内、外科兼容的学科。所以眼科医生既要有外科医生手巧的本领，又要有内科医生的分析思维和逻辑。
我曾到美国医院观摩他们的手术，发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手术技术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随着先进设备的快速引进和应用，医院的眼科所拥有的设备已经和国际接轨。但是我们和国外相比，缺少的是创新和勇于尝试新事物的精神。中国是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而这种传统也演化出了“谁大就听谁的”“谁大谁就正确”这样的怪象。这就导致了新事物在问世和推广时期往往十分艰难。
几十年来，传统的视网膜脱离、巩膜复位手术都是采用头戴式的间接眼底镜，手持20D凸透镜进行手术操作。这种手术方法最突出的问题是，照明亮度低、观察视野和放大倍数小会导致术中处理视网膜裂孔时看不清楚或有遗漏；即便是有经验的医生也要花较长的手术时间，所以对于初学者，他的学习曲线也会很长。目前传统的巩膜复位手术临床应用比例逐年下降。
年，我们将国外改良的巩膜复位手术引入国内，即：在眼科手术显微镜下进行巩膜手术，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眼科手术显微镜上的非接触宽视野镜和微创玻璃体手术中的chandelier照明（国内称吊顶灯）完成巩膜复位手术，改变了以前传统手术中的问题。这种改良后的巩膜复位手术一次性视网膜复位率高于传统的复位手术，不仅没有出现手术相关的并发症，且手术时间大大减少，缩短初学者，特别是青年医生的学习曲线。
然而即便如此，年我们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时还是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比如：间接检眼镜用不好、前部PVR（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风险等。但是我们没有后退，用更多的病例和更长的随访时间化解一些人的质疑，3年过去了，长期随访结果显示，接受改良后的巩膜复位手术患者没有一项与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发生，这就提示我们，任何一种传统手术，在新技术的推动下都有被改良的可能以及改良后的进步。
目前，随着眼科手术技术和设备的进一步发展，对眼科医生形成莫大的帮助。27G微小切口玻璃体切除手术的诞生让微创玻璃体手术更微创，尤其在黄斑手术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手术上，可以在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基础上让患者得到更快的恢复。此外，玻璃体3D手术系统也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新视点。
不故步自封，我们才能进步。
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曾说过：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技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有人问：“王方，你到了这个境界没有？”
我只能说，这两句话是我始终信奉的原则，也是我作为医生一直在追求的境界。
王方口述，尹晗、李东燕采写
王方
主任医师、眼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医院视觉复明临床医学中心主任、眼底病科主任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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