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蔺同乡会网站”曾发表过一乡友的回忆《东新中学那些事》。主编王娟即点名：代银叔叔也来一篇皇华四中？我实在不愿再回味那“陈谷子烂芝麻”，便以“过段时间再说”而婉谢主编。
在儿子上学期间，曾经跟他讲过我当兵前12年求学的艰辛。第一次，他耐着性子听完，以后就烦我唠叨：“不讲啰！那是您们那一代人的事，您还要我们也吃一遍苦？！”孙女上学后，我多次提议一家人回一趟古蔺老家，让孙女看看爷爷家乡的山高路险，农民娃儿成长的艰苦环境。年，夫人随我带儿子探亲，古蔺至大村的公共汽车两天才一趟，来回都恰遇下雨，班车只到李家寨。我肩挎提包，手牵儿子，她自提小包，杵根竹竿。雨天路滑，爬坡下坎，淌水过河，单边走50里。只要我提到回古蔺老家，夫人便顶我一句：“要去你去哈！”儿子接嘴，“我才不去呢！”孙女也说：“我也不去！”儿媳瞟我一眼，一声不吭。即使今天的年轻人不愿听老一辈“忆苦思甜”，我还是厚着脸皮来唠叨至今刻骨铭心的在皇华四中的陈年旧事。
（二）
古蔺县第四初级中学校，是我人生履历的五所母校之一。地处乌蒙山境，穷乡僻壤，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蔺县，仅有一所完中（有初高中）即“古蔺县第一中学校”，三所（或四所）初中即校址在东新的第二初级中学，在摩尼的第三初级中学，在皇华的第四初级中学，我记得还有在白沙的第一初级中学。
在我国，年至年，官方定性为三年“困难时期”，内因是自然灾害，外因是苏联逼债而且是主因。民间说法是三分灾害，七分人祸。年，古蔺县委、政府决定停办两所（或三所）初级中学，即东新二中、摩尼三中，或真有的白沙一中。为什么历史悠久、师资力量强的东新二中停办了，却留下年“大跃进”才兴办的皇华四中？民间有两种传说。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的年及随之出现的“困难时期”，石宝区区委书记体察民情疾苦，没那么“跟风”，少“浮夸”，灾情不重，百姓受害稍轻，饿死人也少，仓库有余粮，能保证在校学生的口粮供应。也有说是县朝廷有“说得起话”的，即皇华四中是老家在石宝区、时任县委管党副书记（号称“王半县”）在任区委书记时开办的，说服县党政“一把手”保留皇华四中。两种传言，虽有一定可信度，但只可野史戏说，不可作正史史料。就地理位置而论，皇华四中与县城蔺中恰处于古蔺县域的两个端点，为方便全县九个区（中城、德耀、摩尼、白沙、大村、太平、石宝、龙山、观文）几十个公社的学生相对就近入学，这才是县委、县府决定皇华四中不停办的决策依据。
（三）
年的“小升初”，只有古蔺第一中学和第四初级中学招生。五六十年代，每个公社只有一所完小（有一至六年级）。我八岁才上土城小学，两个班，大多数同学年纪比我大。有些女同学到三四年级就辍学结婚了。四年级初小毕业，本校有些同学没升入高小。五年级只有一个班，有些同学是从玉华、天井、铁炼等初小升学来的。到毕业时，能不受家庭负担拖累又能熬过饥荒的不到十个同学。年冬天是围着火炉上课。全县“小升初”统考在各区公所中心小学设考场。以土城小学为参数，每个公社一所完小有10至20个毕业生参考，全县考生应有几百人，或上千人。蔺中招三个班，皇华四中招两个班，共招生人。土城小学，我和王崇春、段吉林被皇华四中录取。在那个年代，偏远山区的县城娃儿能上初中倒不稀奇。但大山里的农民娃儿能考上初中犹如古代中了“秀才”，乡亲们都夸那家的娃儿将来有出息。两个至亲老辈子，还各给了我五毛钱的奖励。
（四）
新生入学要到区粮站办理“口粮供应关系”。户口在城镇的倒很简单，凭粮食供应本和录取通知书就能顺利办成。户口在农村的，先找生产队长写今年分多少斤“基本口粮”（注明稻谷、包谷、小麦各多少斤）的证明，再找生产大队支书在证明上签字盖公章，最后到公社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大印。我母亲在前一天就把要交的“基本口粮”晒干，无稗子，无沙粒，稻谷、包谷分类装袋。还未半夜鸡叫就起床，我辈小背篼，妈妈辈大背篼，到大村粮站卖粮换证。土城坝到大村，要经过一段四五公里的小坡、平缓山路，再下一根足四公里的陡坡，过桑木河，又上一根有三公里的陡坡，还要走四五公里的稍许平缓，58年建成路基因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停建的烂尾“公路”。到了粮站，经过验收员火眼金睛才过秤，再到财会室领了几块钱的卖粮款，拿到一张国家供应粮食的证书。家庭经济困难的，还要办理经生产大队（街道）开具并经公社审定盖章的证明，方可到校申请助学金。开基本口粮证明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那个时代的“三级”掌权人还办事公正、不徇私情，一般不会“弯酸”（即刁难）民众。生产队长是刘泽昭大爷，大队支书是雷玉辉大姑爷，公社有刘宗嫦姐姐，我自己办理“两证”，畅通无阻。
学杂费每期三四块钱，家在农村的也不容易凑够。匠人，木工、石匠等帮一天工挣四五毛钱。没手艺的，有劳力的，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8～10分，到年底结算10个工分才三四毛钱。多子女、缺劳力的，年底结算成“倒补户”（即补基本口粮款），唯有扎锅卖铁、变卖桌椅板凳，勉强结清基本口粮款。我们家六口人，父亲在公社农机厂上班，将工钱交给生产队才记公分，就母亲一个劳动力。几乎年年是“倒补户”，有一年将父亲打造的一个碗柜、一个洗脸架、一个带抽屉的小方桌“折款”还凑不齐“倒补款”，只得将一个搪瓷脸盆和父亲穿的皮鞋抵扣。实在再无值钱的物品变卖，只有哀求生产队指定的对应“进钱户”宽限。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粮食分两部分，总产量留够抵农业税的“公粮”和必须买给国家的“余粮”，剩下的百分之七十按人口平均分配，叫“基本口粮”，另百分之三十按各户挣的工分数来分配，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缺劳动力的，就那么点保命的基本口粮，饭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卖？卖鸡蛋，几分钱一个，那是盐巴钱啊！几分几分地凑，低三下四地借，这样才凑够学杂费的，何止我一个？
（五）
背着简单行囊，怀揣录取通知书、经过“三审”的粮食供应关系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母亲担心我“大意”弄丢，在裤裆上缝个包，装那点学杂费、伙食费和证明信。与王崇春同学结伴而行，天没亮就出发，经过桑木坝、大村、杨岔树、石子岭、苏家坝，到筲箕湾进入古蔺到石宝的公路。第一次走公路，铺的石子，宽阔、平缓，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到金星道班，翻山走小路，共走了七八十里，才到了金星公社的所在地：皇华。
皇华街，狭长的街道，石板铺成，两边以穿阧结构为多的房屋紧密相连。与土城坝的泥巴路、零星屋相比，这是我见识过大村街之后的第二条真正的“街”！
出街口，下梯坎，放眼张望，满沟碧波荡漾的层层梯田一闪而过，山梁上有院墙的阶梯式校园映入眼帘。第一次见到的最美校园，我心仪已久的“高等学府”！憧憬苦读三年，我可能成为“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当个公社干部，或者村小老师！
踏上镶嵌在层层梯田半腰的一条狭窄的石板路，路边有口清澈见底的水井，到了学校的操场。一块夯实过的凹凸不平的泥土坝子，一副已经陈旧的木制篮球架，一根单杠，一副高低杠，一个长方形的沙坑，这就是那个年代一所县属初中的体育设施。
上几步泥土台阶，是校园的第二台阶。穿过有围墙的木头大门，是一座“三合头”老屋。这是解放前皇华大地主李伯川、李伯常的老宅，解放后“土改”被政府没收的。清一色的青石坝子、檐坎，全木头穿阧结构的小青瓦房。正房一楼一底四间，作学生宿舍，两头转角厢房平房各三间，一头作食堂，一头作带家属的教师宿舍。穿过正房的小门，是老屋的后堰沟。
一根三四米高的石坎子。沿石梯而上，进入校园的第三阶梯。高大粗壮，盘根错节，枝繁叶茂，伞型绿茵，一棵沙苞树巍然屹立。一个约有三四百平米的正方形露天会场，也是泥土夯实而成，只是比操场平整些。会场两边有两栋土墙（砖墙？）、青瓦的平房教学楼，各有三间教室。一栋平房教学楼的背后，一座旱厕，坑位不多，下课时女生排长队依次入厕。露天会场的另一边，一个约有四五平米的检阅台，是校长、主任面对全校师生训话的讲台。上到第四阶梯，一排横起的土墙、青瓦平房，四间屋子，分别作教务处和教研室。第五阶梯，一栋新建的宿舍楼，砖墙、青瓦，单层，过道两边各有三间屋子，作单身教师宿舍和学生集体宿舍。第六阶梯，一排土墙草房，是校长、主任的办公室兼宿舍。再往上的山梁一侧有一坡菜地，还有一栋草房旱厕，方便住在山上的师生入厕。
报到注册，两个班，已记不清我们六四级实际报道注册有多少同学。学生来自大村、石宝、太平、龙山、观文、白沙几个区，少数家在城镇，多数家在农村。我被分在六四级一班。
（七）
皇华四中，“大跃进”期间，在皇华小学附属初中班的基础上办起来的，校址所在地现在叫“顺河村”，那座山叫侯父山。第一任校长蔡本厚，我上高中时已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据说后来曾任县政协主席。我们入校时，校长冯紫敖、王化东，教导主任陈继才。王校长，地下党员，据说是行政16级的“高级干部”。二中停办后过来的，不管事，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露过面。我几次经过他居住的平房，看见他不是在写毛笔字，就是在读线装书。二中复课，又回去作校长。冯校长党政“一肩挑”，主事“一把手”，和蔼可亲，开学典礼等重要教学活动作报告，循循善诱，语调平缓。后来当过古蔺中学校长，县政协副主席。管教学教务的陈继才，德才均优，帅哥一个。高个子，浓眉大眼，笔挺身材，黑发平头，春秋常穿一套毛呢中山装，平视见人，略有笑意，走路目不斜视，在主席台总是正襟危坐，慈祥中透出威严。学识渊博，口才极好，給学生讲话，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记录整理就是一篇论文佳作。语、数、史、地，都能代课，犹以语文见长。有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生病，陈主任代课讲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竹在胸，侃侃而谈，简介作者生平、写作背景，分段边背诵、边讲授，概述主题思想、文学地位而结束，不翻课本教案，一句结语，铃声即响。陈继才，后任过四中校长、古蔺师范校长、古蔺职中校长，退休后一直任古蔺老年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我们六四级同学仍称呼“陈主任”。今年93岁，仍精神矍铄，曾任过几个学校的校长，常有学生去拜望老校长及其夫人杨乾英老师。六四一班，一年级的班主任曾正平老师，本县东新人，对学生管理严格。二三年级的班主任刘厚林老师，外县人，对学生严格要求、和蔼可亲，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杨乾英老师任六四级二班班主任，慈母般地管教，是全校出了名的“班妈妈”。
（八）
六十年代的初中，学生学业负担比现在的初中生轻一些。政治课，思想品德教育内容为主，基本不涉时政。语文，古汉语课文分量不重。初一学代数，初二、初三加上平面几何。初二、初三，有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期期都有。缺老师，就没开英语课。上午4节课，下午3节课，午休时间很短。有早自习和晚自习。主课老师主体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各科科任老师分别是：政治，曾正平；语文，何天敏、聂昌伯、谢伟成；数学，罗声杨、王清玲、吴应春；化学，刘厚林；物理，刘思华；历史，魏昌兴；地理，刘志启；生物老，李希国；体育，廖汉玉；音乐、美术，冷文忠。罗声杨老师，是东新二中停办后调来的。他上数学课，逻辑清晰、详略得当，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引人入胜。王清玲老师，中等个子，身材苗条，新疆姑娘的模样，白里透红的肤色，浅黑色的得体套装，我们心目中的“美女”老师。
（九）
老师和学生的住宿条件差。老师拖家带口的，在“三合头”有一间，在檐坎或过道生炉做饭，单身汉两个人一间。学生宿舍，分布在“三合头”老房子和第五阶梯的新宿舍楼。大集体宿舍，上下铺。男生女生分别在两个宿舍区。我们家弟兄多，没有多余的铺盖。母亲跟王崇春同学的继母王三娘商量，崇春带铺盖，我带草席。虽是上下铺，其他同学毕竟一人一铺。而我和王崇春两人合铺，老师照顾，安排我们睡下铺。两人合铺，一人一头，闻对方的臭脚，没法“翻身”，偶尔还被挤到地上。无钱买鞋，我春夏秋冬都打赤脚。“打伙用”王崇春带的搪瓷盆，既洗脸又洗脚，一个负责打水，一个负责倒水。寝室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地板，洗了脚上床，我经常夜间起床“方便”后满脚泥巴就上床。“不讲卫生”的闲言碎语，自感低人一等。到二年级开学，死缠赖磨，母亲才挪出一床补丁重补丁的铺盖给我。在“三合头”房子底楼睡上铺，一人一铺，也算有脸面啦！
（十）
学生口粮，国家定量供应每人每月28斤，其中一斤称谓“菜粮”。大米占一半，另一半是包谷和胡豆、豌豆。一日三餐，每餐名为三两，实则打折。正处“长身体”的年龄段，却天天处于半饱半饥。下课吃饭铃声一响，从课桌隔层拿上碗筷，男生女生争先恐后拥进食堂，也出过踩踏、摔伤的。到固定餐桌，八人一桌。学生食堂，大铁锅，高蒸隔，锑盆蒸饭。早餐，不是包谷籽就是胡豆、豌豆。午、晚餐，偶尔一顿大米饭，大米、包谷加麦米或小米“三兼”居多。每桌轮流坐庄“分饭”，一人一天。七双大眼盯着“分饭”的，不得自私和偏心。包谷籽，用瓢分，有抱怨不公平的，有时就数颗数。盆子蒸的干饭，高低不平。食堂师傅已用一个木制的圆形“分叉”（八块扇形状），将“分叉”摁在盆里成八块，再用木片沿叉沟划开上，几十盆难免摁得不均匀，划德有偏斜。为公平起见，担任“分饭”的，两手握盆，闭上双眼，顺时针车一转，一人对一块，挑入饭碗。下饭菜，水煮萝卜、茄子、南瓜、青菜等，少盐寡油，也由“分饭”的负责平分。每周一次荤菜，有三四小块肥肉，我们戏称“打牙祭”。城镇人按年龄段定量供应口粮，农村人就分到那么点粮食，家家都吃不饱，人来客往还寅吃卯粮，哪有结余？寒暑假，每年一次农忙假，几乎每个同学都要带点“干粮”回校，大都是以米糠为主的杂粮炒面，也有父母省吃留下的两三斤米面。绝大多数同学，都有一瓶加盐炒过的辣椒面。本来就没吃饱，到第二节课就饿得“流清口水”，悄悄地用食指攒点辣椒面解馋，“同桌的他（她）”，要耍得好的才给尝一点。晚自习回到寝室，实在饿得受不了才舍得弄点炒面糊糊充饥。周末，带了米面的，约起耍得拢的，到山坡上或小溪边，三个石头垒灶，野炊“打平伙”。四中到皇华街上的入口右侧大瓦房有一李姓人家。李大哥，高个子，时任生产队长，其夫人是我们班段吉林的亲堂姐。大哥憨厚实诚，大姐热情豪爽，她们家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不缺吃穿的“富裕”人家。我和王崇春、祁承锡经常随段吉林去她们家，借火、用盐、弄油做饭“打平伙”。我们几个自制钓竿，在小溪钓鱼熬汤，比起今天的美味佳肴还要香。初六三级的一个男同学，吃红稗炒面糊糊，红稗面涨劲大，到半夜肚子涨的要命，医院（医院）派医生来急救，诊断是“胃扩张”。
（十一）
缺吃少穿的年代，大多数农村来的衣服单薄。也有像我一样春夏秋冬都是单衣单裤的。我很羡慕几个有外套、毛衣的同学。地处高寒，冬天教室和寝室要生活取暖，早自习前生火、晚自习后灭火，轮流值日。课间十分钟、午休和晚自习前，抢着到炉边烤火。
学校洗漱很不方便，更没有“洗澡”（如今叫“沐浴”）设施。农村娃自小就没有刷牙的习惯，有些也没钱买牙刷、牙膏和肥皂、香皂。餐后洗碗，顺便用水在嘴里呼噜几次，也就算簌口了。讲卫生的，半月或更长时间，逢星期天，打盆热水抹抹汗，换一次衣服。寝室旁边就两三个水龙头，洗衣服排长队。春、夏、秋天，几个男生作伴，到小河里洗澡换洗衣服，水里搓一搓拧干了事。身上长虱子的不在少数。冬天晚自习回到寝室，边烤火，边捉虱子，毛衣藏的虱子最多。头上有虱子的，就互帮互捉。二中停办过来的理发师万成奇，腿有残疾。师生一个月理一次发不要钱。我是天生卷发，又少有洗头，头发长了就结梗，万师傅见到我来理发室，就露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十二）
体力劳动，在那个时代的山区中学，也是学生的“必修课”之一。每周列入课表的半天劳动，分班轮流种菜。山上那块菜地有四五亩，一年四季不空闲。整地，下种栽秧，浇水浇肥，松土，拔草……。又累又险的活路是挑大粪。猪圈兼茅厕，臭气熏天。年纪小，体力弱，木桶笨又重。那块地是斜坡，挑上大粪，从茅厕到坡底，不能直下，必须经过缓坡再转到坡底。最辛苦的是“背煤”。伙食团用煤，师生冬天取暖用媒，都是轮班由班主任带着学生到石鹅場去背。学生自备背篼。为不让我们偷懒，到了煤厂，老师根据体力大小，一个一个给学生装够。学校到石鹅場十多里山路，弯腰驼背，爬坡上坎，个个汗流浃背，转几个大湾，过几片冬水田，背到学校，湿透衣裤。
（十三）
六十年代，国家为支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有助学金。一年一评，每期都有微调，按月补助，不直接给现金，而是转移支付到伙食费补贴。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补骨脂注射液副作用长春白癜风医院